迟泽厚曾在13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有黄永胜的老秘书之称，在黄永胜去世27年后的2010年，他发表文章《不识时务亦俊杰——秘书眼里的黄永胜》，提出了对当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的黄永胜五大罪状的质疑，他认为这些罪状无法证明黄永胜参与了林彪的“反革命行动”。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相继开展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黄永胜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仅次于林彪的二号人物，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他的揭发批判可谓铺天盖地，受其株连者不知几许。而我这个曾在13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背后被一些人定格为“黄永胜的老秘书”的人，在运动中却毫发未伤，特别是在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之后，竟没发现我与黄永胜以及黄家有任何私下往来。有人表示惊讶：“你真不简单呀，想不到你早就对黄永胜心存戒备，保持了距离。”我赶紧声明：“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的想法很简单，人家现在是中央首长，日理百机，贵客盈门，我干吗去给人添乱，找麻烦?”
但是，我应了那句名言：在劫难逃，最终还是在“揭批查”运动中落马。倒不是查出我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泼冷水”，“干扰破坏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打态度”，不待运动结束，便将我赶出军区机关，发配湘西。
独树一帜的“揭批查”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全面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各种罪行。当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南下广州，亲自发动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军委领导如此关心、重视广州军区，军区机关干部莫不欢欣鼓舞。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后来“四人帮”的指示多有抵制，遭到他们忌恨，经常受到敲打、刁难，军区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1974年1月24日，江青派了3名特使给到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在广东省委领导中排名第四的赵紫阳送来她的亲笔信，布置他们在军队和地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随即造成军队、地方大乱，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大家渴望揭开。
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几位领导都不提该清查“四人帮”的哪些罪行和如何进行清查，却大讲揭批“四人帮”与“批林”的同一性，说“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并且要求继续揭批军区原领导人黄永胜、刘兴元、梁兴初、温玉成、丁盛、任思忠的问题。上述6人，黄、刘、温调离军区都已10年甚至10年以上，离开时间最短的丁盛、任思忠也已4年，但他们的问题还要记在广州军区账上，并据此认定广州军区为“重灾区”。有了军委领导人的定调儿，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因为随意点名并公开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结果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便理直气壮地宣布：“揭批查”必须联系实际，在广州军区，最大的实际就是要继续查清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听了这样的动员，许多人窃窃私议：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是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7年，林彪集团的成员大部都在，特别是“四员大将”一个不缺，居然倾全党全军之力查了7年仍未查清，倘若不是以此做紧箍咒故意整人，岂不也是太无能了吗?
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我所在大组的领导要我揭发黄永胜的阴谋活动，因为我曾给黄永胜当过秘书。我认真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但我确实没有发现黄永胜有什么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我根据自己对黄永胜的了解，讲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被认为回避要害，捂盖子，说我中毒太深，立场还没转变过来，对黄永胜还有感情，有幻想，根据就是我曾在十几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可见黄永胜对你的信任之深”，“难怪你不揭发黄永胜的罪恶活动!”
我确实曾在十几年间给黄永胜当过3次秘书，但这并非我之所愿，而且也并非出自黄永胜的提名。对此我不得不多着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意料之外的三进三出
1953年，我时任第55军党委秘书，军机关驻在湛江。5月2日，军政委王振乾突然找我谈话，说已决定调我给中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他还告诉我，黄参谋长刚从海南检查工作回来，现住军招待所，后天就回广州，要我到时同行。
事情实在来得突然。我从1951年开始当秘书，几年下来，深感这项工作担子很重，早就不太安心，今后到大军区机关，担子将会更重，而且我知道，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都已调往北京，黄永胜实际上是军事工作一把手，而我军龄短，做秘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懂军事，实在难以胜任。我认真恳切地向王政委讲价钱，要求留在军里，他却说我不应该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只要勤奋努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他还讲了黄永胜的许多优点，说“黄参谋长是个洒脱人”，我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意见全然无用，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分配。
我很纳闷儿，我与黄永胜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中南军区下辖十几个军以上单位，怎么偏偏调我去当秘书?以后得知，就在黄永胜那次去海南时，他要他的老部下、海南军区政委陈仁麒为他再物色一位秘书。陈原任48军(后又改称21兵团、55军)政委，我最初当秘书就是在他身边工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是他向黄推荐了我。
1953年12月至次年2月，我随黄永胜参加了“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并总结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经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月初回到广州，机关精简整编，黄永胜处只留一名秘书。另一位秘书阳地同志资历比我老，秘书业务也比我熟，自然留他比我合适。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我深感作为军人却不懂军事之苦，决定趁机到军校学习。这时早已过了入学时间，经军区干部部特批，我到汉口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当了一名插班生。
这就是我在黄永胜处当秘书的一进一出。
第一高级步校是以培训营、连两级主官为主的军事学校。我虽然原有的军事基础很差，又是插班生，但我在文化知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我的学习自觉性高，不怕苦、累、脏，成绩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半后毕业，名列全连第一，17门课程，除一门为良好外，其余全部优秀。不料，就在即将毕业之时，突然收到阳地的来信，他说自己当久了秘书，长期忙于事务，决心争取相机到政治院校学习，他已向首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去接替他的工作，首长已经同意;他对未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表示遗憾，盼我谅解。我实在不愿再当秘书，但我同时得到一个消息：如我像一般学员那样由学校分配工作，很可能留校。两相比较，宁可重操旧业。我就这样二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此时中南军区已经一分为二，主体部分成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4个月后，阳地去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学习。
1958年9月，黄永胜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被安排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任参谋。这可算是二进二出。不过这次出得不太利索，黄永胜在学习期间照常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召开的重大会议，他仍然需要秘书，自然还是我去。一共3次，累计时间约有半年。
1960年，黄永胜毕业回到广州。此时我正在西藏。军区主管部门调于贯文来当秘书，他一干就是5年。1965年4月，41军362团政委出缺，这个团是老部队，于贯文是团级干部，他向41军首长和军区干部部自荐，都表示欢迎他去，但同时也都提出：“这事儿得黄司令员同意。”黄的夫人项辉方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贯文先找项恳切陈情，项表示理解，随后黄也表示同意，但是提出须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并经试用之后才能放行。这可不是十天八天能办成的事，而团政委不能长时间空缺，于贯文唯恐错过这次机会，急得坐卧不安。世上偏有这等巧事：就在此时，军区收到总部的调令，要我到总参谋部作战部任参谋。能到统帅部工作，这是极大的政治荣誉，但我却另有考虑：第一，我不愿意在大机关工作;第二，早年我曾在北京求学，熟人很多，而且我的家庭成员也多在北京，这是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一大忌讳。我向军区作战部首长汇报了我的思想和意见，作战部首长表示他们也不愿意我走，但是作为下级业务部门，不能同总部讲价钱，调令必须执行，劝我早日赴京报到。正当我为此烦恼之时，于贯文闻讯而来。他对我讲了一个“两全之策”。他说：“总部的调令，军区机关是抗不住的。你若是去了总部，以后就很难再挪窝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首长(黄永胜)的牌打出来，请作战部或干部部给北京打个电话，说你是首长的老秘书，在总部的调令下达之前，已经决定回到首长这里工作。总参作战部是杨成武副总长分管的单位，首长和杨副总长是老战友，交情深，总参作战部领导也都知道，这点面子他们会给的。你不去北京，你老弟帮我一把，先把我的位子顶上，你也不需要试用，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人。我知道你不想再干秘书，这好办，我和项副主任讲好，请她尽快找人，这你可以放心。”
我感到他讲得有理，同意了他这个方案，于是第三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
大约黄永胜和项辉方也感到我这个秘书确实“老”了，不便久留，或者是于贯文走前的意见起了作用，我上任不到半年便从军区干部部又选调了一位秘书。1966年1月，一纸命令宣布我改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后改称处)副科长。
这就是13年间我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的背景和经过。我写这些，是想说明两点：第一，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内情不过如此，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第二，我在13年间断断续续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加上我当作战参谋期间同他也有不少接触，还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间，我作为他参谋班子中的成员，这为我全面观察、了解黄永胜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我可以或者说有责任就他的为人以及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我看黄永胜
1953年5月，我的老首长王振乾同我谈他对黄永胜的印象时，用了“洒脱”二字。不少人觉得这两个字很雅，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东北一带，这是大白话，它有豪放、自然，做事干脆、利索等意。经我长期观察，我认为王振乾这一高度概括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
黄永胜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农干部。他是受过旧式启蒙教育的。他爱学习、喜看书、好思考，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他能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脱颖而出，担任高级指挥员后又屡建战功，受到林彪、罗荣桓的钟爱，他的勤奋好学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的老部下、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萧元礼说，早年在中央苏区作战或打土豪时弄到书籍，黄永胜都不放过，看中的他就留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小说，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看的。他记性好，看了能记住，又喜欢讲，闲暇时间经常有些干部、战士围着他，听他“讲古”。这也是他和下级关系融洽的一个表现。
黄永胜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经常谈古论今，引经据典，黄永胜每遇不甚明了的成语典故，都要叫我标明出处，弄清原意。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一散会黄永胜便到南京路一家古书店去搜购有关海瑞的书籍。他虽未经过系统的文史知识学习，但通过工作中这种点滴积累，所得也很可观。
战争年代，黄永胜不畏强敌，多谋善断敢打，特别是在东北战场，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他在兵力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两战杨杖子，歼敌3个师;在辽西会战中，他率部昼夜疾进，在最后一刻抓住国军最精锐的第9兵团主力，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做出决定性贡献。
在和平时期，他在工作中也不甘人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全军军事技能比赛，一位副参谋长担任广州军区领队。比赛结果，在十几个大单位中，广州军区名列第三。这位副参谋长回到广州后面带喜色向黄永胜报告参赛情况，不料却挨了批评：得个第三也值得高兴!黄永胜认为，国共内战时期，四野部队出尽了风头，创造了多少个第一!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现在军事技能弄个第三，这是倒退，要赶快找差距，急起直追!为了提高军区部队的军事素质，黄永胜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培训。1962年5月和1963年2月，黄永胜亲自主持了在衡阳车江139师和粤东123师驻地举办的军、师、团三级干部集训。车江集训时，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军长当排长，师长当班长，黄永胜当连长。他不但言传，还亲自做各种单兵战术示范动作，“大首长做小科目”，一时成为美谈。
黄永胜重视人才。过去战争年代，谁有本事谁出头，谁也没话说。和平时期，特别是1955年授衔之后，论资排辈逐渐成风，不少资历浅的人才受到压抑。黄永胜对这种新出现的而且颇有些理直气壮的腐败现象很反感，并有不少抵制行动。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俗称一处，是司令部的核心部门，黄永胜用了一位“三八式”的上校当处长，却让一位红军时期的大校当副处长。军区炮兵司令部是军级单位，司令员孙干卿是抗战初期入伍的大校，而一位早期的红军少将却当了他的副手。这种用人不拘一格的做法全军罕见。有人说：“也就是黄司令敢这么干!”黄永胜曾参加过北伐军，以后参加秋收暴动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也算是个“老资格”。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自傲的资本，嫉贤妒能。与黄永胜同属中央红军的刘亚楼和杨成武，入伍时间都比他晚，年龄也比他小，但是两人的职位很快便赶上了他，刘亚楼还多次成为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对两人都很敬重，彼此交谊很深，这也可说是惺惺惜惺惺吧。但是，被黄永胜看“扁”了的人，要想改变他的印象就难了。
我不知道黄永胜如何评价我的工作。我三次离开他那里时，他都没讲，自然我也不问。但据我看，他对我未必十分满意。就我感觉到的，我入伍后虽也经过一些磨练，但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清高习气，常常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反映在工作上，我认为不属我职责之内的事，就一概不干。又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政军机关的舞风甚盛，广东省交际处的周末舞会尤为有名。黄永胜极爱跳舞，但我对这项活动却有一些负面看法，因而我从不主动为他打听和报告舞会消息，他不会没有感觉。但总体上讲，他对我还是体谅大度的。秘书工作经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可能不出纰漏，黄永胜又是个急性子人，但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是指出问题，从未有过疾言厉色的批评责难。黄永胜常爱讲的一句话是：好鼓不用重槌敲。我自然也不甘当破鼓。
文革考验
1967年初，广州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年，省、市党政机关便彻底瘫痪，社会大乱，革、保两派已经形成，而且壁垒分明。
毛泽东决定广东于3月15日实行军管，黄永胜出任省军管会主任。他从未做过地方工作，广东又是个经济、政治、人文大省，他深感这副担子难挑。
对地方实行军管，就得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黄永胜、刘兴元的指示，由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兼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负责，以司令部办公室的干部为主，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班子，负责搜集和向上反映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随时向军区领导提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我兼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这个小班子的成员之一。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办公室房号为19，于是大家习惯称之为19号办公室。毛泽东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是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谁是“保守派”(实际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大家则有不同认识，上面也没有明确标准。但是，以江青为核心、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便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明确表态：以广州“三面红旗”(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广州医学院红旗)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为“革命造反派”，即革命左派，军队应全力支持此派;而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则是“保守派”。由于各“造反派”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于是这一派通称旗派;而另一派则因拥护军管，认为军管后全省一度东风浩荡，则被称为东风派，也称拥军派。
对广州的两派应该支持哪一派?19号办公室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要求支持“造反派”，军区不能违抗，但是，“造反派”毕竟是少数派，他们造反劲头很大，却不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倘若因支持“造反派”而得罪了多数派，或者像上海那样，进而镇压多数派，势必天下大乱，贻患无穷。毛泽东过去不是也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吗?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碗水端平”和“支左不支派”的方针，黄永胜、刘兴元等军区领导都表示赞同。
当年4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州。在4月18日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周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定的调子，明确宣布旗派是“革命造反派”，而东风派则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这一定性，无异于宣判东风派的政治死刑。旗派代表无不兴高采烈，而东风派的代表们或垂头丧气，或愤愤不平。会议结束时，东风派几个头头围住黄永胜，说他们回去无法向群众交代，他们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与军区有很大关系，要求军区指出，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他们“保”了哪个“走资派”?黄永胜好歹劝走了这几个代表，然后向周讲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忧虑。周沉默不语。
周恩来于19日凌晨飞返北京。未曾料想，当天晚间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指示对他关于东风派评价的一段讲话进行修改，将“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改为“革命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这是对东风派评价的重大修改，“革命组织”的地位虽比不上“革命造反派”，但它毕竟不是保守组织，不能将它压垮、吃掉。消息迅速传出，军区领导和支左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吃了一颗定心丸;东风派群众也得到不小安慰;而旗派一些头头则深感沮丧，他们知道军区实际上是同情、支持东风派的，如今又有了周这个挡箭牌，他们想一派掌权的美梦很难实现了。
从5月12日至6月12日，黄永胜先后与两派12个较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也对他们提出建议和希望。他要求旗派讲政策，把握斗争大方向，加强与东风派的沟通，不要唯我独革;他鼓励东风派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早日甩掉偏于保守的帽子，与旗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同广东周围各省、区以及全国形势相比，广州市以及广东全省，这一时段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还有个有趣情况：东风派虽然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但是，他们的组织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又有发展。
7月上旬，黄永胜带着一批反映东风派如何取得明显进步的材料，又带上参谋长阎仲川做助手，满怀信心地进京，要申请为东风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黄永胜、阎仲川的汇报。汇报材料很充分，黄、阎讲得也挺不错。汇报刚一结束，叶剑英便站起来，右手一挥：“摘帽喽!我看可以。”还没等周表态，戚本禹赶紧发话：“总理，我看是不是还按你4月份在广州讲的，暂时不变，再考验他们一下?”周沉默片刻，然后望着黄永胜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我听到他们有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希望他们不要自满，继续努力，对他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冷水浇头。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黄永胜仍不甘心，他叫阎仲川先回广州，他则留在北京，想再看看形势，继续争取。然而，霹雳一声，来了个武汉“七二〇事件”!当他看到如同丧家之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他的同伴们在宾馆东躲西藏的狼狈相，看到“造反派”可以对重兵防护的京西宾馆肆无忌惮地轮番冲击，抓“陈大麻子”，抓一切他们想抓的人，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感到阵阵悲凉。与此同时，他又从杨成武私下借给他的“文革内参”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广州的记者们写的许多攻击广州军区的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广州军区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镇压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堡垒。黄永胜不能不想，这些所谓记者都是有来头的，他们写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现在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垮了，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下一步会整谁呢?
8月上旬，军区党委常委接到黄永胜的电话，说他对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于在电话上讲，请常委派个人到北京听他面谈，然后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常委指定我去北京。我于13日乘飞机赶到北京。次日，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结束时，他说还要再谈一次，随即匆匆外出。我在北京的几天，见他频繁外出，估计他是找一些尚未倒台的战友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据我所知，他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杨成武家，杨那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两天之后，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二次谈话。黄永胜本来是个爽朗乐观的人，但这两次同我谈话时，他却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情绪坏极。这种情况过去我从未见过。两次谈话，他主要讲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军区今后在广州“支左”的策略。他认为，过去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我们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拧不过大腿。保守派人多，听话，拥护军队，运动中反而受压，确实叫人同情。但是，我们越同情他们，他们就同军队靠得越紧，“造反派”就越反感，反对军队，两派关系也越紧张，最后就出现武汉这样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广大群众。“你看看，武汉的‘百万雄师’现在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被‘造反派’打得无处躲藏，死了多少人哪(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披露：湖北全省所谓各保守群众组织，在“七二〇事件”中，共死伤18.4万人。见该书第三卷298页。——笔者)!四川的‘产业军’也是这样，真好惨哪!”那怎么办呢?他严肃、痛苦、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过去的做法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当机立断，把‘屁股’掉过来，和多数派脱钩。这个决心很难下，感情上过不去，而且只要军队不支持，他们的组织可能要垮掉。但是，这总比被打成反动组织强。要赶快行动，我们不能既毁了自己，又害了那些拥护我们的群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讲了掉“屁股”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迟则生变，不能再犹豫了。
8月18日我回到广州，向常委原原本本地汇报了黄永胜的意见。我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眼光集中在刘兴元的身上，请刘拿主意。刘兴元沉思片刻后表示：大势所趋，不掉“屁股”是不行了。但是，现在“支左”干部都毫无思想准备，弯子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势必出事，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先从做通“支左”干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紧，又不轻率，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大家都同意刘兴元的意见。
然而怪事来了。从8月底之后，在全国并未见中央文革小组借“七二〇事件”对“保守派”乘胜大举扫荡;而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广州两派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旗派挨批的事儿却逐渐多了。10月初，终于传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于是人们恍然大悟。这条“最高指示”真好，它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派你死我活的纷争，解除了“造反派”的主体地位和特权。若是早有这条指示该多好啊，可以少死多少人、减少多少损失啊!看来毛泽东也在“七二〇事件”中受到了启示，看到了众怒难犯，看到“造反派”实在不得人心，靠“造反派”成不了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最高领导人的出发点和一切方针、政策全错了，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大单位的负责人，只要参与这场运动，就绝无功绩可言，能够不避风险，采取一些消极抵制措施，减少一些损失，已属不错了。黄永胜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争取减少一些损失。广东大规模武斗比周围各省、区以至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来得要晚，伤亡也少;工农业生产破坏较轻;两派之间对立不算尖锐，派性消除较早;“解放干部”工作走在全国最前列;革委会成立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有人说，黄永胜如果坚持到底，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提出掉“屁股”的意见就好了。倘若时光能够倒流到1967年7、8月间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不管让谁坐到黄永胜的位置上，感受大概就不一样了。
1974年7月，在丁盛调离广州之后，接替丁盛担任了广东省委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一次作“批林”报告，说黄永胜掉“屁股”是一个阴谋，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赵紫阳这样高智商的政治家，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逻辑混乱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讶。试问：黄永胜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弄乱，让两派互相残杀，能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愿这是他在政治高压之下讲的违心话。
不识时务亦俊杰
1968年3月23日，周恩来亲自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和随之派来的一架军用运输专机，把黄永胜召到北京。周恩来派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把黄直接接到人民大会堂。在车上，吴法宪对满腹狐疑的黄永胜守口如瓶。当他见到周恩来，接着又见到被押进来的垂头丧气的杨成武，得知已决定由他来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个“代”字)时，他的心里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这位半年前还红得发紫的老战友，怎么说倒就倒而且又由他来接手呢?几任总参谋长，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像他这样直来直去的人，这个位子能坐稳吗……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坚辞不就。周恩来鼓励他要勇挑重担，并表示他对黄的请求无能为力。黄永胜又随叶群去见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泽东的批件，黄永胜看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再推辞就是向伟大领袖讲价钱了。他只能坚决服从命令。
上台工作不久，黄永胜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于是，不久便发生了江青向黄永胜示威的事件：一份关于文化工作呈报黄永胜、江青的文件，经办单位先报送黄永胜处，黄看后画了个圈，再送江青。本来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职大小，有时有拍板权的反而排在最后。江青这次主要是心气不顺，借题发挥。她看后怒气冲冲地写下批语：竟夺我的权，他已看过，再给他看看!她唯恐黄永胜还看不明白，又画了个箭头，直指“永胜”。文件又回到黄永胜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丢，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懂文艺，也不管这事儿，夺她什么权!”
这年11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34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共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毛泽东指示维持原定人选不变。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气焰更盛，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黄永胜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四人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特别对江青飞扬跋扈的作风极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壁垒分明，经常唇枪舌剑，由于毛泽东、林彪很少参加会议，一次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离开江青处之后，四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非组织活动，立即报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却不料，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暧昧，黄永胜深感失望。
黄永胜应该明白，反对江青的人都没好结果。早他两年从广州进京的陶铸，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曾是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为不愿受江青摆布，并当面顶撞江青，被江青轻易拉下马来。黄永胜与陶铸关系非同一般，陶铸的倒台，曾让黄永胜受到很大震动。现在他的处境与当年的陶铸颇为相似，他理应认真思考一下照此发展下去的后果。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掩盖已久的矛盾公开化。黄永胜原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军队的地位、声望又在吴、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于是紧急召他上山，个别启发诱导，却又不肯点破、交底，而是旁敲侧击，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击，站到“革命路线”一边。黄永胜没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样表态。他的表现让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将他纳入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受池鱼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来竟以开会为名，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召到人民大会堂，然后逮捕关押。这一天距黄永胜奉召进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原是古人对诸葛亮、庞统的赞誉之辞，以后逐渐变味。在中国的旧小说中，这是最常用的一句劝降的话。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句话成了一些风派人物朝秦暮楚随风转舵出卖灵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较了解北京政坛内幕情况的人曾认为，黄永胜这人过于任性，在人屋檐下，就要能低头。到了北京，就要适应北京的形势，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她斗哪门子气?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你!特别是在庐山，上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眼看大祸临头，上面给了你最后一次脱身机会，你却执拗到底，最终闹个身败名裂，何苦来哉，实在是不识时务!
黄永胜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气对抗，从力量对比来讲，黄永胜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评论事物的成败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从长远、全局来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当时遭到镇压，是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运动，成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黄永胜的抗争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当时偌大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万马齐喑，真是可哀。第二，当江青一伙施虐之时，民众动辄以言获罪，不得不三缄其口，道路以目，而黄永胜说出了一些群众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一些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为黄永胜拍手叫好的。第三，黄永胜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为人，倘若他也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装聋作哑，他就不是本来的黄永胜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诗中赞颂项羽，称他为人杰、鬼雄，她“至今思项羽”。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李清照不以成败论英雄，她敬重的是项羽的人格。项羽在全军覆没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死。李清照认为这种人是有骨气的，可敬的。黄永胜在面临绝境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不知当时他是怎样想的?这又是不识时务吗?
对黄永胜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究竟何是何非?还是让历史老人去评说吧!
不尽的困惑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以及他的亲密伙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先是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投入牢狱。这原在意料之中。江青、张春桥等人与他们积怨极深，岂能饶过他们!
5年之后，失去了后台的“四人帮”倒台。毛泽东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四人帮”当然是敌人，而打倒“四人帮”者又声称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照此逻辑，人们曾期望原来主要由“四人帮”掌控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有可能重新予以审议。却不料，后来者不但对“人犯”照单全收，而且管控更加严苛;同时对“四人帮”加给他们的诸多罪名也一概继承;特别是居然能把两个明争暗斗多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团捏到一起，把他们说成是“一伙的”，然后一锅煮，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根据中共中央(且不管它后面是谁在掌权)在“九一三”之后公布的材料，林彪可谓阴险毒辣、罪行累累，而其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阴谋失败后，又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黄永胜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自然会参加这些阴谋活动。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的黄永胜五大罪状中，竟无一条与林彪的上述罪行有关!人们不能不怀疑，黄永胜到底有没有资格担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把手?他倒像是侯宝林相声段子中那个外行跑龙套的。
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最重要的罪证，是他的一个手令和写给黄永胜的一张便条。手令可以理解为写给林彪集团各主要成员的，黄永胜自然有份儿，而便条则是专门写给黄永胜的。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样两份至关紧要的材料，黄永胜在“九一三”之前竟然没有看到!手握军权的黄永胜在武装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人挖苦林立果搞政变像小孩子过家家，看来林彪在这方面也不比他儿子高明。
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自然要有一批文臣武将，黄、吴、李、邱等人是少不了的。但是，这四个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特别法庭也不得不确认这四人确不知情。这着实令人尴尬。难道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这一家三口再加上周宇驰、王飞等几个无名之辈，就可以另立一个中央吗?
在黄永胜的五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他“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消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彭德怀元帅对中国革命功高盖世，无论谁迫害这位革命元勋，都该严加惩处。但是，看了对黄永胜的这些指控，人们马上会产生许多疑问：上述对彭德怀的处理意见，是由“彭德怀专案组”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专案组是自行作主还是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提出这些意见来的呢?专案组的意见不会只送黄永胜一人，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也同意专案组意见的或者反对专案组意见的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件公案：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专案组提出：“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建议“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在表决时，除一位女中央委员装病没有举手外，到会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功名显赫的革命元勋、政治家，都一致举手通过，这与黄永胜的罪行又有什么区别，是否也应予以追究呢?
黄永胜的其他几条罪状，也都存在着类似的一些“看不懂”的遗憾。
1981年，我在军事学院(即后来的国防大学)学习。我所在队的队长姓王，他与学员们的资历都差不多，课余时间大家经常一起闲聊。这位队长曾作为军事学院的代表旁听了“两案”审判。一次，他谈起了旁听印象。讲到黄永胜，他说：“黄永胜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他自己讲了足有3个钟头。你别看这老家伙70多岁了，头脑可一点儿也不糊涂，有些事儿讲得还挺有道道咧!”他当时讲话的表情和口气，不像把黄永胜当成反革命分子。“两案”审判时，电视台只转播了经过精选的部分画面，被告人自我辩护或律师辩护的情况都没转播。当时的报纸，在报道黄永胜的受审情况时，只讲到他最后念了两句诗：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如果不了解、不联系他前面的长篇发言，只能解释为他在参加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罪恶活动之后，现在痛悔、惭愧、认罪。但是，也有些颇有来历的材料说，黄永胜在被捕后，顽固，狡猾，拒不认罪。窃以为，“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近40年，“两案”审判已过去30年，黄永胜去世也已27年有余，他的自我辩护词似可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如果他讲得确有道理，或讲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正可以史为鉴;即使他确属狡辩，那也不怕，可以当“反面教材”教育群众，毛泽东讲过，毒草锄掉可以做肥料嘛!
不久前，一位朋友问我：网上有黄永胜的一些材料，看不看?我问是哪一方面的?答曰生活作风方面的。我说，这类材料，过去我看过一些，现在不想看了。
“为什么呢?”朋友很认真地问。
我说：“很简单，第一，这些材料很多都是添油加醋甚至捕风捉影的东西，哗众取宠，很没意思;第二，黄永胜并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打倒的，回避他该不该打倒的根本问题，却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大做文章，岂不是舍本逐末、顾左右而言他?第三，黄永胜在生活作风方面确有为人所诟病处，但是，有些掌管他生死簿的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比他多得多，严重得多!我不反对甚至拥护将生活作风作为考核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一项标准，但应该一视同仁，要查就从上到下认真查起，不能双重标准，为尊者讳;不应把倒台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都当落水狗打，揭老底儿，而把得势者个个打扮成头罩光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再讲要跑题了，打住。
2010年9月23日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