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及国军上将王缵绪将军像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全球华人都在为此举行盛大的庆祝和隆重的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首先应归功于当年我四万万七千万同胞浴血奋战拼死抗争，与国际友邦、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巨大无私的援助。在领导我全民抗战中，居功至伟者自然非蒋中正委员长莫属。而在蒋公麾下名将如云，英豪辈出者，也已名垂青史，自应流芳百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一位曽叱咤风云，力拒日军于大后方四川之外，稳定了全四川的局面，确保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陪都重庆之安定、安全的重要人物。当年曾担任抗战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后来为抵制日军入川即请缨出战，效命沙场多年，从而又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及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及重庆卫戍总司令的我国抗日名将王缵绪将军，却至今被大陆官方故意“遗忘”，还被“封杀”处理，更惨遭乱泼污水，蒙冤受辱，甚至祸及子孙。笔者作为中国公民，忝与王将军生于同一时代，且笔者先父，曾在将军手下効力，今受其孙辈之讬，上忠于民族大义，下无愧对父辈先贤。遂不揣浅陋，不虑人微言轻，冒昧将此历史公案披露于此。以慰将军英灵，以正国人视听。
王缵绪将军，生于1885年，故于1960年。将军别名治易，号厔园居士。1885年生四川西充。幼年师从于一位饱学举人，曾考取秀才;1904年考入顺庆(今南充)中学，与刘湘、杨森等人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从事军、政工作长达40年之久，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抗战初期(1938年)刘湘病逝，蒋中正委员长先是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但受到当时四川省地方一部份军方人士的反对。蒋公协调各方意见后，4月11日，蒋公召集何应钦、贺国光、王缵绪、邓锡侯、唐式遵、王陵基到京和谈;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缵绪在前线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王缵绪通电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这时的民国政府处于内忧外患，腹背受敌之境。尤其是野心家张(学良)、杨(虎成)妄想篡夺军政大权发动“西安事变”，劫持国家元首。虽经谈判和平解决。但所谓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只是一纸文书，延安只是口头上接受中央政府领导。实则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根本不听中央政府指挥。毛泽东甚至将服从中央政府指挥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而蒋公此时军力与日本相比，武器装备完全落于下风。尤其困难的是蒋委员长没有一个安定的抗战后方立足点。就在这样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缵绪将军以其大智大勇和众望所归的品格，恊调好了川中各派力量，迎接中央政府进入四川。而四川沃土千里，天府之国，人力充足，易守难攻。从而极大地扭转了不利的局面。这样的历史功绩，绝对应予肯定!
抗战初期王缵绪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立即推出一系列新政。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支持抗战所需之人力、物力、财力。王将军凭他的智慧和毅力，不断推出新政，使整个四川省出现了抗战万众一心生机勃勃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国民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力量。这些新政措施包括：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1938)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1939)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王缵绪还大力推出禁烟土(鸦片烟)措施。其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这些亷政、爱民之举措与政绩。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进步和开明的。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10月1日，王缵绪通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10月底，王缵绪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作总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要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可成功。”王将军这些掷地有声的宣示和他毅然辞官，奔赴沙场的行动，不仅在当年是民族的表率，也必将彪柄于抗战的史册。
王缵绪将军出征之后，数年来驻守前线，指挥作战。为抵抗日军犯川，他的部属驻守湖北省境内，长期驻扎在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带。他经历了数年浴血奋战，坚守与阻击日军妄图攻打四川。可以说，他的部队是保证抗战后方的存在、稳固的-座用血肉筑成的长城。守住了四川省的大门，确是“一将挡关，万夫莫开”。从而极大地稳定了抗战的局面。
1939年冬，我国军发动冬季攻势，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拒止北进之日军。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直入大洪山核山寺。王缵绪采取斗智斗勇与日军争夺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坚持奋战了一年四个月，最终拖住了日军西进，粉碎了日本作战计划。王缵绪因此荣获“大洪山老王推磨”之美誉，轰动全国。5月，国民政府加授王缵绪陆军上将衔。
王缵绪英勇抗日的勋绩，就连中共的朱德先生也十分钦佩。致书王将军称：“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这可是中共高层由衷的赞美。由于王将军战功卓著，累获国民政府颁发勋章嘉奨，并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诸多军政要职。
王将军在战场上是英勇卫国的斗士，在地方上则是勤政爱民的好官。不仅自身亷洁，关心民众疾苦。更大力兴办学校，开启民智。尽其个人之力，1933年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创办了巴蜀学校。以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之理想。并筹资从上海购置了大量教学用具，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卫楚材、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教育专家主持教务，王缵绪任董事长。并制定“公正诚朴”的校训，在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理念下，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针，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就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1936年，巴蜀学生的生活照片和学业成绩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得嘉奖。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曾任学校国文教员，为巴蜀学校作词，普写了精典的校歌，至今仿佛还在巴蜀校园依然荡漾。1937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肯定创办巴蜀学校题赠了“成绩斐然”四个金色大字匾额，赞扬巴蜀学校办学成绩。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即成为“战时学校”。在整个抗战中免费承担起抗战军人子女与失落儿童就学。在抗战之中，十周年校庆这天引发了近百名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高度赞誉及肯定，他们纷纷以亲笔题词赞许王缵绪先生开创的巴蜀学校办学成功。当时，因媒体版面受限，《大公报》仅载题词内容及人员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院长居正、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部长徐堪、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农林部部长沈鸿烈、中央宣部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三处处长陈果夫、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经农、法规委员会委员余井塘、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刘峙、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张一尘、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翊群、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雷啸岑、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华国、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温少鹤、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奎安、重庆巨商汤壶峤以及黄炎培和郭松年先生等。与此同时，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带头出资并发起《为王缵绪先生持教精神的集资活动》，并制定修建王缵绪先生兴学纪念堂，以志景仰。
事后，由校董王缵绪执意将这笔巨款用作被日本炸毁学校的修复工程，未能实现众官所愿。但却体现了王将军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所私立学校，会有如此百官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纯属绝有，非同寻常，这无疑是体现了王缵绪将军的爱国情怀与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创办了成功的巴蜀学校和办学成绩。1950年，王缵绪将一手创办21年的巴蜀私立学校捐献给国家。此外，中华民国主席林森早在1937年考察巴蜀学校时，便已题赠“成绩斐然”四个大字。又在十年校庆再次题词赞许巴蜀学校，一月后林森因病去世，这份题词尤显珍贵。而所有军政要员诗赋内容均载入校史。
试想今日的政坛诸公，大小“公仆”，有的虽富甲天下。公子千金，大奶小三，移民“美帝”，购豪宅一掷千万美金，吓得洋人直伸舌头。虽然大扬了我党国威，但又有几个人肯为失学儿童捐点小钱?所以王将军今天即使拿共产党员的N条标准去衡量他,他也不会脸红.
1949年王缵绪婉拒了当时蒋中正总统请其赴台之邀.直坚持到1949年12月25日，才与中共谈判达成了所谓“和平解放”成都的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徒使百姓生灵涂炭的战争。王将军也就成了中共所称的“起义将领”。以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民主人士”职衔。
1957年一场食言自肥而失大信于天下的“反右运动”，光临中国大陆。此事件不但历史早有定论。中共自己也已把它当年所划的“右派份子”中的99.95%的人都作了所谓“改正”(“小平同志”却说这“只是扩大化”了，不免滑尽天下之大稽)。虽然半掩琵琶，羞羞答答，总也算是认了个错。但刚直不阿的王缵绪对这个运动则十分反感。特别是看到他身边的好友都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就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如此荒唐怪异的现实情况让他无法理解。明明是阴谋暗算整治人，官方却提出所谓“阳谋”的说法，更让他无比愤概和鄙视。他认为，这样极端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阳谋”，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识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惊;同时，他看到各级领导干部把“宁左毋右”奉为圭臬，否则便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处分;而不少党棍把奉行极左路线，作为升官揽权的不二法门，一朝权在手，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应手地结党营私······他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自然心生愤恨，于是写出了几篇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带到境外发表。
为此，王缵绪以赴港就医为由，请假前往香港。不料此事被他的秘书陈子庄告发。陈子庄为了“靠近组织”，邀功求宠，于是卖主求荣，向当局告密。当局便在深圳预先布控，待王缵绪过境之时，将其扣押至成都。接着中共的四川日报便以通栏标题称：“反革命份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抓捕”一时轰动国内外。
明明王将军是请假获准赴港就医，何来“偷越国境”之说;而且尚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官方报纸就将王缵绪先生“判”为“反革命份子”。-张报纸就可定人之罪?!可见早有预谋，无法无天竟至于此!而且王缵绪当时是中国公民，有权对国家之事进行评论。何况王先生是民主党派人士，按中共自己的说法，他有监督执政党、参政议政之权利。写了几篇文章，持不同观点，声讨“阳谋”请问“反”了谁家的“革命”?
正因为当局自知于法、于理均站不住脚。于是当局将他欲向境外发表揭露和声讨国内“反右运动”真相的文章视为“绝密”。采取销声匿迹，将他定为终生羁押。就连新闻已报道了他随身携带的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的个人日记，也从未曝光，至今无法看到。王缵绪在看守所关押3年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就是要终生羁押关死了事。与此同时，相关当局更纂改了与他相关的史料，否认他的抗战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在中共官方史册中，好像历史上从未有过此人。让其从人间“蒸发”，不为人知。如此高明的技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王缵绪将军在成都四川公安厅看守所内与世隔绝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抗议而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一代抗日英雄赍志以殁，以他古稀之年(75岁)的生命谱成了一曲不向专制低头的现代版的《正气歌》!
更可悲的是，王缵绪一人之灾更祸及家族。曾与他并肩抗战八年的长子、国军中将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军长)，在国共内战的徐州会战中，因头受重伤被俘，后以“战犯”之罪名被关在抚顺监狱前后24年之久，是仅有未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文革时被打死于狱中。王将军之孙王复加是人民出版社总编审，后因家族背景，被打成右派22年，下放劳改。王复加之女王宇知，迫于政治压力，怕不能升学，甚至不敢姓王。为了能读书与生存，已改名随母姓郑。
呜呼!抗日莫非有“罪”?!其子孙更是无辜!竟遭此涂毒，公理何在?!令人扼腕!
今年是抗日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台湾、大陆及全球华人均在隆重庆祝纪念。中共而今也终于承认了国民党是当年抗日正面主战场的担当者。既然如此，像王缵绪将军这样一位在正面主战场上横刀立马、独当一面，力挽狂澜的英雄将领，岂能因莫须有的政治罪名，将其从人间“蒸发”，这无异于是对爱国主义的莫大嘲讽，只能令全球华人伤心，痛心!
今年正值王将军冥诞120周年。当局应尊重历史事实，借纪念将军冥诞之机，捐弃政治成见，以民族大义、爱国情怀为先，立即为王缵绪将军恢复名誉!以伸张民族大义，以慰藉抗战英灵!
2015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七十八周年纪念日完稿
附件：任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最终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殁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号厔园居士。1885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四川西充。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4年入顺庆中学，与刘湘、杨森等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抗战初期担任四川省主席;在抗战中恳请重返前线指挥战斗，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继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诸多军政要职。国共内战时期，他拒蒋去台，于1949年12月25日，他率军起义，让四川和平解放。他在一生之中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1960年11月，对“反右运动”持不同观点，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殁，终年75岁。
1908年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任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混成协见习排长，后升任连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保路同志军”，任四川陆军第二师二团一营营长;1918年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9年任二师第六团团长。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所部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这是王缵绪从政开始，他“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新文化运动;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改革;聘请恽代英到校任教，并亲自印发了恽代英编著《政治学概论》等书籍。为此，王缵绪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遭到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后由省议会发出“快邮代电”对此抨击。使革新运动受阻，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任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缵绪就任后着手扩宽春熙路、修建少城公园;将城墙及城内大街辟为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实施市内义务教育，创办徒弟补习学校，令各商店学徒入学;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万人公共体育场，并举办了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王缵绪因业绩昭著，激发民众曾在少城公园以树碑刻记下了他的功德。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之际。杨森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令王缵绪任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川东各师将领在重庆组成反杨联军，决定以邓锡侯率部将王缵绪阻于合川;以田颂尧部侧击遂宁牵制王缵绪部。
此前，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及早回头，共图善后，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于国于家，庶几有济”。此后，王缵绪深明大义，知杨森之举必阻碍北伐之促成，他于7月下旬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迫使杨森全线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总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不愿前往而求庇于刘湘。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四川因此太平，达到初步统一。
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3年时间)，师部设资中。王缵绪在驻守资中期间，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东岳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受大批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设立民生工厂，以半工半读促使贫穷子弟入学就读;次年，王缵绪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省立第六中学”。他个人出资在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还聘请了周能泮担任校长以及大批(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及美国、日本、英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担任教师。该校培育出众多人材，如：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王缵绪在驻守期内还将县政府闲余的西仓房改造成了“通俗图书馆”，并藏书达一万多册;还将当地重建了“重龙公园”，新建了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另外，在资中建3个公共体育场。
1926年，为资中川主宫成立了“资(中)内(江)”马路局，聘请留学法国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是他创下成渝公路首通车路段。王缵绪还用“驻军护商款”修善西门外大堤，并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解除多年洪灾。
1926年8月21日，王缵绪等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川军自此脱离北洋政府归属国民政府。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后任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9年1月26日，王缵绪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冯玉祥)。5月17日，王缵绪提出“辞去军职留学欧美”。截选内容，“······夫血战终身，虽军人应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究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缵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愈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王缵绪还对记者谈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于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由于刘湘再三挽留，王缵绪的心愿未能实现。
此时，王缵绪以身兼军职继续创办了巴蜀幼稚园和重庆《巴蜀日报》。1929年11月21，《巴蜀日报》首日发刊。社址曾在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除新闻外，还有副刊。聘用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至1934年过年停刊。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而盐商界内确有约定俗成之潜规则“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缵绪用这笔资金(十万银元)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了创办巴蜀学校计划。而刘湘被王缵绪投身教育所感动，曾捐助修建园舍。王缵绪为之曾在巴蜀学校内，指一园舍取名为“湘院”。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至1933年12月结束。此战为四川军阀480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其结果是，王缵绪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将刘文辉攻退西康，偏安一隅。从此，消除内战，彻底抨息军阀混战，统一了四川。王缵绪这一此举，可谓厥功至伟，有利于国计民生，为后来四川省能确定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1933年2月，王缵绪继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正式开学。他经好友黄炎培介绍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王缵绪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因此，学校的师资与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了王缵绪意旨以“公、正、诚、朴”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创办下了，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出无数知名英才。巴蜀学校曾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并荣获奖励，享誉全球。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恳定王缵绪办学亲赐“成绩斐然”金字牌匾。
1939年7月，因重庆屡遭日机轰炸，王缵绪将巴蜀学校迁往西充。学校的教学设备及仪器装了整整十六艘大船，经嘉陵江运至南充，又从南充靠人力运往西充，耗资如此巨大，为的是家乡子弟求学困难，解决西充未有中学之困。此校为西充中学的前身。不久，重庆巴蜀学校继续开办，到1949年底，已经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重点学校，并积极筹备建立巴蜀文商学院，终因社会变故未果。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改称“国军第二十一军”，王缵绪任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缵绪先后担任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232次会，任王缵绪为四十四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10月8日，接守松潘至威州防线，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一线。11月6日，王缵绪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为陆军中将衔。
1937年6月28日，王缵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9月1日，王缵绪率领第44军(时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最先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1938年1月，因前线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担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国府令张群任四川省主席。1月23日王缵绪率35名留川将领致电蒋委员长，拥护中央决定;同日，留川部队以161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六个师长同五个独立旅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情势趋于紧张。1月25日，蒋急电召王缵绪飞汉商议政务;3月6日，王缵绪、钟体乾、邓汉祥、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呈蒋委员长、林森主席，表示拥护抗战，拥护中央。3月22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抗战前线总指挥王缵绪，以及王陵基赴汉;4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致电所属晓谕民族大义：“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如有不明大义，偷生畏劳之官佐，务望诸兄切实开导，俾知公忠体国，为民前锋，注意大者远者，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4月11日，蒋召集何应钦、贺国光、王缵绪、邓锡侯、唐式遵、王陵基到京和谈;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缵绪在前线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王缵绪通电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安司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此后，王缵绪推出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王缵绪推出禁烟土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行营及省府，请求改善办法。23日，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
1938年底，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四川民众出兵出钱的担负亦日益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缵绪体念民众疾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随后，“新都实验县乡民，因不满县政府征兵及各种设施，受地方哥老及土劣之鼓动，集合团丁多人，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纷往参加。经王缵绪核实处理，省府取消其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11月22日，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带动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酬应;不准借婚丧庆寿大张宴席，收受礼物;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12月7日，“中江事件继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追查事件起因，为县政人员征兵征谷舞弊，引起人民公愤。经省府派人宣慰处理，亦获解决”。
1939年1月，王缵绪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严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3月，王缵绪亲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并拜访入营壮丁的家属，资助慰劳金等。
9月1日，王缵绪继推新役政，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要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要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要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要依期迎送出征壮丁;五要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要严厉查办舞弊人员”。
王缵绪自担任省主席起，他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缵绪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当年有媒体报道说：“王缵绪担任省主席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移交时，尚存现款1，000万余元。这组数字，促能体现出他主川之政绩。”
这时，川政完全在新政推行之下进入轨道。作为担负着抗战后方之职，为保证前线兵力、财力、物力，他的系列新政自然会触及权势群体。同时在查办积案、撤换大批贪污官吏，大大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因此引发“反王主川”之事。此时，王缵绪确表现为身在巴蜀，胸怀祖国，以国难为重，为使他的新政继续维护抗战后方安定与配合支持前线的正常运行，王缵绪主动向蒋辞职，要求重返抗战前线。
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10月1日，王缵绪通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10月底，王缵绪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作总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可成功。”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任该地区攻防作战。5月，国民政府加授王缵绪陆军上将衔。
5月初，日军分兵两路，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致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随即受敌猛攻。王缵绪率部固守大洪山西北要隘。5月16日，第五战区所属张自忠部队失利，他在战场上殉国。面临危机时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第二十九军总司令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追日军。
6月初，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即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缵绪下令固守大洪山要隘。敌部四面围攻大洪山，激战十余日后各要隘虽被敌所占，却予敌以重大杀伤，且击伤敌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后，王缵绪又命所部利用山地隐蔽，与敌旋磨打圈，激战十余日，敌伤亡甚重。第二十九集团军为阻止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敌人一举歼灭该部的阴谋。坚守大洪山一年零四个月(1940年9月至1941年底)，王缵绪曾数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了反扫荡战斗。到1941年12月奉命开赴河南内乡整训，移交防务给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时，仍保有大洪山第一线阵地，成功阻止日军想要突破大洪山防线向战区腹地推进的企图。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成为全国人民最爱戴的抗日英雄。
1942年3月，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自河南调往第六战区;7月，王缵绪升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桃源，守备洞庭以西、长江以南的湘鄂地区。194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67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敌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战，共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四处据点。4月上旬，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陈诚责无旁贷。
同年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王缵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缵绪命长子44军军长王泽濬与日军鏖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此时另一路敌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加之日机猛烈轰炸，迫使44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日军旋即迫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缵绪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王泽濬率44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日军。该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于是役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后，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始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与日军搏战。王泽濬率44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父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
王缵绪先后抗战八年，亲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计2300余次。所辖44军和67军共六万六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四万五千余，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四万余人。经过多年抗战之后，第二十九集团军仅存不到二万人，壮丁力夫伤亡失散更是不计其数。1944年2月，王缵绪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67军建制，只保留了44军。由军委会批准，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缵绪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日寇再发动对长衡攻势。6月7日，敌军第3师团窜抵古港附近，44军军长王泽濬奉父命于9日展开攻势，击破古港东门市之敌，并缴获甚多。日军继续增兵反攻，迫使44军浏阳撤退，日军68师团同116师团与我军争夺浏阳阵地，44军固守浏阳，经喋血奋战九昼夜，终以战力不支，14日退出浏阳。日军继陷攸县，此时，王缵绪亲自指挥44军军长王泽濬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该敌。7月，日军攻陷茶陵，8月日军又攻陷衡阳，直指桂林。战后，44军留置湘粤边区。1945年元月，由王缵绪父子率部又参加湘粤赣边区作战。1月中旬，日军一部攻击茶陵、安阳南进，王缵绪指挥44军迎击，奋战阻截，敌未得逞。8月，日寇宣布投降。因抗战有功，王缵绪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和抗日英雄荣誉称号。因此，王缵绪在抗战时期就成为了全国民众最为敬仰与歌颂的英雄人物。
1945年2月10日，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在两天内释放数百名烟贩，他说：“种烟运烟的都无事，吃烟贩烟有何罪?”此举触怒上峰，认为王“太霸道”。他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因群众热烈参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王缵绪明确指示所部“为尊重民主运动起见，不拟加以管制，仅以劝告方式维持会场秩序”。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缵绪所担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改任武汉行营副主任。随之，国共内战势不可挡，蒋介石曾二次打电话给王缵绪，要委任他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作为王缵绪的内心，根本不想打内战，并持抗拒内战态度，拒绝接受重要委任。
1947年5月2日，蒋介石电召王缵绪到南京面洽，临行前王缵绪曾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自王缵绪从南京返川之后，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并有众多教育界及文化名人出入他的府上，商讨及探索如何引领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当时，王缵绪是教育及文化界中的凝聚之人。在此期间，王缵绪已着手创办巴蜀商学院时，却吸引了有识之士们的拥簇，将可迎来“锦上添花”。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将这些成员组建成董事会，其名誉校董：曾子唯、陈怀先、赵资生、康心如、周宜甫、李奎安、王兰楫、黄之贲、汤壶研、陈丽生、连雅各、魏诩丞、杨赞卿、何说岩、唐棣之、季叔平、杨芳龄、曾纪瑞、曾吉芝。事后，国共内战再起，导致巴蜀商学院未办成功。
1948年5月16日，王缵绪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缵绪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任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缵绪致函毛泽东，感谢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都举行大会，17日闭幕，王缵绪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
6月1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6月13日，王缵绪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
1949年12月7日，王缵绪任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缵绪以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名义接管成都。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缵绪主动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50年后，他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民主人士、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0年12月24日，王缵绪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为此，邓小平同志曾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缵绪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王缵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他是第一批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齐白石等。王缵绪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沾，自奉亦简”。
王缵绪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缵绪“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1927年10月22日，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3月2日，王缵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总司令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王缵绪为此持不同看法。他身边的好友都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就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这此现实情况让他无法理解。特别是官方又提出所谓“阳谋”的说法，更为让他无比愤概和鄙视。他认为，这样极端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阳谋”，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识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惊;同时，他看到各级领导干部把“宁左毋右”奉为圭臬，否则便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处分;而不少党棍把奉行极左路线，作为升官揽权的不二法门，一朝权在手，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应手地结党营私······他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自然心生愤恨，写出了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带到境外发表。为此，王缵绪请准了赴港就医的理由，不幸真相被知情人陈子庄(王缵绪的秘书)告密。在深圳预先布控，待王缵绪过境之时，将其扣押至成都。一直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与世隔绝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抵抗并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事发当天，仅《四川日报》刊登，题为“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可见未审已定罪名。事后，当局将他欲想境外发表揭露和声讨国内“反右运动”真相的文章视为绝密，采取销声匿迹，将他定为终生羁押。就连新闻已报道随身携带的罪证(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的个人日记)也从未曝光，至今都无法让人看到。
王缵绪曾在看守所关押3年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视为终生羁押。与此同时，改写与他相关史料，否认他的抗战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完全做到官方史册未有其人。让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为人知。
作者：王复加(王缵绪长房长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