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比如，儒家主张“行仁政”、“民为贵”，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法为教”，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虽然各家主张并不完美，但各有可取之处。如果取其好的一面来说，儒家就是希望统治者对人民好一点，道家希望政府不要管那么多，法家希望依法治国，墨家希望社会公正平等、人们互利互爱。
中国古代哲人的局限性在于，虽然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朴素的社会政治理想，但对于建设一种怎样的国家制度才能实现这些理想，似乎未能拿出真正有价值的设计，他们主要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特别是君王的自觉之上去了。当然，由于历史记载是不断按照统治者喜好进行修改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当时的古人，是否在国家制度建设上提出过一些更为先进的主张。
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古圣先贤还是很令人肃然起敬的。毕竟在几千年前，他们就在一个相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为当世和后人奉献出了那么多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想。
而这些理想，现在竟然全部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而那些不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如朝鲜这种唱着“全世界都羡慕我们”的社会，反而没有实现这样的理想。
“万恶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实现中国古人几千年前提出的美好理想?
很简单，因为宪政民主让“行仁政”成为了执政的必须，而不仅仅是靠执政者的自觉。你不行仁政，不对人民好一点，就要被人民赶下台。在这种体制下，官之命运操于民手，以制度来切实保障“民为贵”。
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让“无为而治”基本上成为了现实。当然现在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但他只管法律规定他必须管的，而且必须管好;法律限制他做的，他不敢伸手。这也就是所谓法治。
而普世价值观的落实，“仁政”的实行，也就促进了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和谐。
显然，现代宪政社会比中国古人理想中的社会还要好，因为中国古人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君王的自觉性上面，而宪政国家是由法律和制度来保障全社会必须这样，不这样不行。
如此看来，一个好制度，永远比一个好皇帝或好官可靠。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小政府大社会，这些东西，虽然好多都是中国古人早就想到了的。但几千年过去了，中国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实现这些理想的制度化途径。而英国、美国、德国、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很多大小外国却找到了、实现了。中国之所以没找到、没实现，关键是被列宁斯大林牵了黑绳子，把中国牵到一条黑胡同里面去了。后来，虽然他们的国家偷偷溜了出来，却把中国继续留在了这条黑胡同里。
现在，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从黑胡同里走出来，重新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