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前，美国之音记者樊冬宁到台湾采访，包括专访抗战老兵郝柏村。郝柏村上将曾经先后担任台湾的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这次专访，分集陆续播出。
郝柏村：时间是个核心问题。换句话说，抗战之前，我们要争取时间，争取为抗战做准备的时间。抗战开始以后，我们要争取战争持久的时间。
所以，抗战开始之前，1931，九一八；1932年就是一二八，上海战役；1933就是长城战役。这些战役，我们都逐步地解决了。逐步解决的目的是内部还在内战，中共在江西。其他各省的军阀也没有完全听中央的命令。我们的币值都还没有统一。我们连“兵役法”也没有。
当时，九一八之后民众的抗日情绪很高。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是个贫穷落后分裂的国家，如何面对日本这个现代化一流强国呢？所以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安内攘外。把内部安定了然后才能攘外。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缓和一点。我们当时的外交政策叫做“和平未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记者：这也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谈话的一部分。
郝柏村：庐山谈话的这个根源怎么来的呢？根源就是“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所以七七事变发生了，我们原来还是希望华北是逐步解决，因为那时候西安事变刚解决半年。西安事变很多后续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表面上是内战停止了。
但是日本人知道，蒋委员长如果是不打内战，给他三年五年准备时间，日本要侵略我们就更难了。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半年的时间，它就发动卢沟桥事变了。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是7月7号。
当年我们是宋哲元同日本人谈判。当然我们希望是能够解决，但是日本人警备很厉害。
蒋委员长等了10天，在10月17号，他在庐山说“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我们要全面抗战到底。
它当时可以说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告诉全国同胞，不要再说我不抗战了。因为抗战以前，他们反蒋的势力都是说，打内战，不抗战。同时也是警告日本人，你们不能再逼我们了，再逼我们，我们就要全面抗战了。日本一直攻占，直到把北平占领。这当然没办法了，全面抗战开始了。
大家知道抗战准备的时间啊，我们一直到民国24年，抗战前两年，币值还不统一，云南用云南的钞票，四川用四川的钞票。云南的钞票，一块钱的钞票，撕成一半当五毛，有两个五毛的接到一起算一块。这是怪现象。南京用铜板，同北平用的铜板不一样。南京用的是小铜板，北平用的是大子，买东西，一个烧饼，一个大子儿。
整个的国内，当时中央政府所能够命令的，大概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一部分，其他都还是军头们割据。像李济琛在民国22年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后来当然被我们解决了。
一直到民国25年，1936年，抗战开始前一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他们还发动了六一事变。六一事变是什么？两广的部队，要北上，目的是干什么呢？实际上是反蒋的。当然后来中央也是用了一个和平的办法，中共现在叫做统战的办法，把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拉过来了。余汉谋首先就反对陈济棠。那时候陈济棠有50架飞机，我们中央才只有150架飞机，陈济棠的飞机一天之间从广州飞到南昌来了，投降中央了。那么陈济棠就垮台了。李宗仁，白崇禧又回到广西去了。
（本文整理者：美国之音实习生陆永是，编辑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