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所建立的新领导架构，目的就是要绕过层层复杂的官僚制度，以让这个管理体制更有效率，因此有些资深的外交官被迫靠边站。
美国《纽约时报》9月25日发表了题为《习近平的核心圈不愿与西方官员交流》(Xi Jinping’s Inner Circle Offers Cold Shoulder to Western Officials)（阿波罗网编者注：作者是Edward Wong，替薄瓜瓜的红色法拉利辟谣的那位记者。）的文章。文章中称，当中共国家主席的政策顾问王沪宁1988年结束为期6个月的美国之行时，他带回一本400页的研究报告。
“美国人在乎实力，”王沪宁在美国海军学院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后写道。“这反映了美国精神——就是在短时间内用实力实现一个目标。美国人在很多领域，如军事、政治、经济等，坚持这种精神。”
当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时，包括25日在白宫进行的华丽外交活动，作为习近平为数不多的顾问之一，王沪宁都在习近平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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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产党的精英阶层政治局成员的王沪宁现年59岁，在上海时是研究美国社会的政治教授，也是习近平的两位前任的顾问。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美国学者和官员。然而，那时认识王沪宁的人都说他无法接近，不愿接受对话的邀请。美国官员也发现很难在国际论坛间隙和他随意交谈。
美国官员和其他西方官员也说这种冷淡不止是出现在王沪宁身上，也出现在包括陪同习近平访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身上。这个问题给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按照一些标准，习近平的核心圈是中共66年以来最为封闭和神秘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外国官员能与中国高级官员或助手交谈，认为这些人能代表他们的领导人。最著名的案例是毛泽东时代的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秘密签署恢复邦交协议。
在习近平时代，这些渠道并不存在。一位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说，我们基本上不认识这些人，我们不知道谁能代表习近平。
习近平核心圈之所以拒绝与西方官员发展关系主要是担心西方的观点和思想会削弱共产党，并导致“颜色革命”。
“如果党认为受到内外力量的攻击，人类的自然反应就是将你的组织更紧密在一起，减少了信息的流动。”一位学者说道。
还有一种观点普遍认为，习近平和同事及顾问之间——特别是与国家部委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不如其前任与这些人亲密，他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直觉决策。
习近平还是22个领导小组中的七个组长，他创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旨在协调安全政策捍卫党对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文章指出，习近平对权力的仅仅掌控可能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有关，那一时期最缺乏的就是信任。也有人说习近平是从他的前任胡锦涛身上吸取了教训，胡锦涛的权力被已退休的江泽民所削弱。
因此，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没有了戴秉国这样的人。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掌权之前，2010年至2013年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Tom Donilon)与中国当年最资深的外交官戴秉国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但有分析指出，到了现任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她与中国现在最资深的外交官杨洁篪，却欠缺了之前的这种紧密工作关系。
邦妮·格拉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高级顾问说，她很震惊美国官员在同他们的中国伙伴交谈后不确定这些信息能否传到习近平那里。
文章还称，政治观察家说有一些人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最突出的就是王岐山，67岁，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监督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反腐败运动。王岐山是中共七个常委之一，但许多观察家认为王岐山的权力甚至要比总理李克强的要大。
李克强被认为是主管经济政策的，但习近平有最终发言权，部分原因是因为习近平可以依赖刘鹤，63岁，经济学家，拥有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相对而言，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比其前任令计划权力更大，部分原因是他与习近平的友情建立于很久以前。在上世纪70年代，习近平和栗战书都在河北工作，习近平是正定县县委书记时，栗战书则在不远的无极县任县委书记。据说，习近平和他互相欣赏，并经常一起喝酒，他们家庭背景相似，两人的父亲都为新生的共产党工作。
栗战书也是中共政治局25个委员之一，由于他同时也是由习近平在2013年亲自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他在外交政策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角色。
习近平也会收到来自“太子党”的非正式建议。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就是一位，刘源是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在军队里积极推动习近平支持反腐斗争。刘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对美国特别强硬，绝非友好人士。他也是一个具有预防“颜色革命”思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