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年前的今天(10月1日)，中共窃取蒋介石抗日成果建立如今的一党专政政权。近年来，令中共惧怕的国军特工首脑戴笠的遗照频繁在网络上曝光。周恩来曾在中共会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被外媒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的戴笠，同时也被民众称为“抗日勇士”。蒋介石曾几次流泪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
戴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中华民国军统局局长戴笠死后，举国悼念。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日本人、汉奸和中共地下党都把他视为“催命恶魔”。
戴笠被称为中国情报界罕有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了军统局。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蒋介石曾经这样评价他：“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陆媒《新快报》报道《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文中揭秘揭秘戴笠真实生活。王庆莲。她是1928年生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一个女军统。在大陆以往报道中，军统局是专门搞反革命的，而军统局长戴笠则是个十恶不赦、杀人如麻、吃喝嫖赌、阴险毒辣的人。然而，在王庆莲看来，戴笠作风正派，并非上述所言。
王庆莲曾任国民党军统首脑机构译电员，国共内战前离开军统局。但自中共执政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被镇压的对象。作为见证者，她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同时，也让人们得以看到戴笠的另一个形象。
军统局译电科里的江山人
王庆莲说，“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我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军统局人员不够才临时招的。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大部份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什么情况都有的，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
戴笠为人正派严于律已
王庆莲说，“戴笠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都叫他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戴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
戴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戴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是比较正派的，不像有人说的阴险毒辣。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了解到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副对联，真是舍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也有好的。军统局也是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18,000人，在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等方面，都出过力气。”
蒋介石：戴笠“文可安邦，武能定国”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一个殷实家庭，原名春风，字雨农。1926年(民国15年)近30岁的他听说“革命朝气在黄埔”，就自改其名为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由于成绩突出，戴笠被蒋称为“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毕业后任蒋介石的秘书、保镖兼副官。
戴笠一生反共，效忠蒋介石。即使在1931年，蒋介石因9‧18事变下野，戴笠组织“联络组”，继续效忠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戴笠以情报战等等方式协助国军对日作战。
王庆莲说：“在前几年看到中共出版的一本书中说，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是蒋介石派人害他的，我心里不这么想。王庆莲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里，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戴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戴老板。”
真相：‘中美合作所’不是人间地狱
王庆莲说：“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去，1943年我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戴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中美合作所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1945年“四一大会”我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学会了跳舞，但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还是去过。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把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在渣滓洞关半个月。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到里面。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情侣，女的大肚子了，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被关起来6个月，也是在渣滓洞。那女的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
戴老板比毛人凤严厉
王庆莲说：“我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签字，他那时的秘书室很小。我先去打听毛先生在不在，然后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
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老板的，另一辆给毛人凤这些大官，谁出门就谁用。有一次我参加老乡的婚宴，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人凤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
说起来，我的离开也是译电科科长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毅英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姜毅英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要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给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9年保密局(军统局后改名为保密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跟他们一起去。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我被划为“反革命”，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王庆莲：“大陆除了我，没有人了”
王庆莲说：“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我后来想，那段时间，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几十年。51年“镇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肃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资本家。57年搞“整风运动”，搞“大鸣大放”，要知识分子把心里话说出来，许多大学里的教授提了意见，结果划成右派，埋没了多少人才。
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四人帮”，狗咬狗，你不揭发别人就算互相包庇。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头吃不住了，说他有一支枪，丢在鱼塘里。其实没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他儿子大义灭亲，给送回来了，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有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人间地窖》，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大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转眼之间，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85岁了，还有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