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对于潜在“受害者”，人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中国，第二反应或许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欧洲的处境也许与中国一样不乐观。
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2005到2013年间担任WTO总干事。在此之前任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期间代表欧洲与中方进行“入世”谈判，与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颇有一段“恩怨情仇”。
WTO多哈回合自2001年开启后十多年仍未有结果，全球贸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速明显放缓，在此背景下，美国转向TPP等区域性贸易协定，现在，后者是否会对WTO形成致命一击?
欧洲的任务十分明确，与美国达成《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有欧洲学者测算，TTP对于欧洲造成的贸易损失大体需要达成TTIP才能弥补。
拉米在近日TPP达成后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TTIP的定位甚高，称其为新一代贸易协定中的第一个，而TPP是目前一代贸易协定的最后一个。不过他认为TPP尽管对于全球增长的作用有限，但会是未来的重要风向标。
他是否在暗示未来全球贸易体系架构的重心将逐步远离WTO，向TTP和TTIP这两个覆盖全球经济体近70%的协定转移?
在WTO总干事任内，拉米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推进殚精竭虑，然而始终没能调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及各自之内的矛盾。从WTO卸任后，他担任由欧盟委员会前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在1996年创立的智库“我们的欧洲”(Notre Europe)荣休主席。
该智库在9月28日——此轮TPP部长会议召开前夕——举行了一场题为“欧洲在全球的(TTIP)转折点(TTIP-ing point)”的会议，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国务秘书费科尔(Matthias Fekl)、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部长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和拉米分别作主旨发言。
欧洲政治领导层是否已预感到形势紧迫?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拉米套用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回答财新记者：面对TPP，不管采取何种应对选择，核心是更大胆地改革、更进一步地开放。
TPP的意义
财新记者：你在今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提到TPP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相对温和的”。你觉得TPP是否有更为主要的意义?
拉米：TPP带来的贸易开放尽管比WTO多边体系带来的更多，但是并不大，因此其对于全球增长的影响是温和的。不过，TPP是未来的一个重要风向标(benchmark)，因为发展中国家在TPP中第一次接受了WTO体系下没有采用的，将贸易与劳工、环境、反腐等义务联系起来的做法。
财新记者：奥巴马曾将TPP称为“下一代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将达成的TPP称为“21世纪贸易协定”。欧盟与美国目前正在进行同样高标准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怎么看待两者的关系和潜在影响?
拉米：尽管TTP包含不错的透明度和监管方面的要求，但是仍然主要是关于削弱对本国生产商的保护——通过降低产品关税或服务业准入壁垒，因此TPP在“21世纪贸易协定”这一点上大吹特吹还不够格。TTIP才是主要关于向上(高标准)的监管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悦耳的音乐背后的事实是，TPP会是目前一代贸易协定的最后一个，TTIP则将是真正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中的第一个。
财新记者：全球金融危机后，不少研究和分析显示全球贸易增长陷入停滞，TPP能否改变这一局面?
拉米：确实如此：按贸易量测算的全球贸易增长在近年放缓，如果以增加值来计算放缓程度更大。这主要是由于沿着全球供应链的生产活动在各地本土化节奏的放缓。TPP会带来更高效的国际生产分工，从而对全球贸易和增长都形成提振，尽管其程度在我看来可能有限。
中国应对
财新记者：《财新》在2011年美国擎过TPP大旗后曾撰写社论称：应以对WTO的态度对TPP，你认为这是否仍然是合适的视角?在当前情势下，TPP是否还能对中国改革带来类似的促动?
拉米：是的。如果中国要加入TPP(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美国一开始的想法)，会需要接受比WTO体系下承诺的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因而需要在一些领域，如国有企业和服务业领域进行更大程度的改革。在投资方面，目前中国分别在与美国和欧盟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财新记者：面对TPP,中国手里有一系列选项，比如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上发力，加速双边投资、贸易协定谈判，力推WTO体系的进展，乃至寻求加入TPP。你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取舍?
拉米：“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是我的建议：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来保持中国人民所期望的增速水平，让国内消费提升到与‘新常态’相吻合的水平。这要求做出大胆的政治决定，来推进已宣布但还未落实的改革。这进而能让中国在自己有“进攻性意图”的海外市场领域与贸易伙伴达成更多的多边、区域或双边协定。
财新记者：你曾经表示，美国在TPP中坚持较长的医药禁仿年限的做法并不合理。对于中国来说，更大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合理?
拉米：中国需要自己决定是否采取比WTO体系下要求的更大程度的专利保护。我个人认为单就医药领域来说，更大程度的保护会与中国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相冲突。
财新记者：包括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在内的学者对于TPP可能包含的对各国监管体系的“入侵”十分批判，尤其是可能允许美国烟草企业成功起诉TPP成员国政府为民众健康着想的烟壳包装政策。你对于达成的TPP在这一问题上的平衡怎么看?
“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判断——不排除协定文本可能存在的细节差异，TPP中的投资部分条款含有对政府基于公众利益进行监管的必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