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朋友圈还是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感叹刷屏了，但细心的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诺奖的狂热在降温。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物以少者为贵，多者为贱。”随着莫言、屠呦呦的陆续获奖，随着不少专家预言，未来国人得诺奖数量将出现爆发式增长，诺奖在中国正急速去魅。
当然，深究诺奖去魅的原因，数量的增长只是一个方面，三观上的失望恐怕才是更深层、更关键的因素。
作为一个由“不爱国”者捐资设立的全球性大奖，曾几何时，诺将在中国拥有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特别是1989年、2000年、2010年，评选委员会连续三次将诺奖颁给中国的流亡者、异议者，更是令许多人对其产生了某种超越实际的价值向往和效应幻想——所谓“诺奖改变中国”。
也的确，在此之前，诺奖不仅在评价标准上表现出无比的道德勇气，像这一次的文学奖得主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欧洲最后一个独裁国家”——白俄罗斯政府的眼中钉，更具有某种历史前瞻性，比如在赤色波兰期间颁奖给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1983年)，以及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异议者昂山素季(1991年)。
如今，波兰早已成为民主国家，瓦文萨更成为巨变后波兰第一任民选总统;而缅甸的民主化转型也正在大步行进中，最新的消息是，该国将于11月8日举行议会大选，被看好取得选举多数胜利的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表示，尽管当局阻止她竞选总统，但她必将成为缅甸政府领导人。
可以说，正是基于同样的价值期许，所以当看到曾经抄写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人深表失望和愤怒。至于屠呦呦，因其身陷中医、争夺名利等口舌是非中，且不时把“毛主席如何如何”挂在嘴边，也令一些人不甚感冒。而中国政府对诺奖态度的反转，从几年前的抨击到如今的肯定，对获奖人员的通令褒奖，从文字上到心理上都让他们感到恶心，正是在这种充斥着被出卖情绪的氛围里，诺奖在中国急速去魅，其速度一点也不亚于奥赛。
可惜这些人忘了，诺奖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面相。在另外一些时候，诺奖也曾被授予“自由的敌人”。有人梳理了一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共产党员”名单，我数了下，总共有9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苏联作家协会理事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因为其政治立场而弃之门外，相反在颁奖词中还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在描写顿河的史诗般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艺术家的正直”，呵呵。
更何况，即便诺奖从一而终，但在具备“三个自信”的绝对权力面前，其拥有的所谓国际舆论压力也是吹弹可破。君不见这些年不仅流亡的人依然在流亡，缺席的人依然无法前来领奖，那些原有的合法空间也在一点点遭到挤压，在华的境外NGO组织活动日益受限，甚至是被变相驱离。
将这些归咎于诺奖不给力，或者认为体制内人士的获奖是诺奖对强权的加持，那就实在太高估这么一个奖了。事实上，苏联既没有因为肖洛霍夫的获奖而延年益寿，也不是由于有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而解体的，过去那种近乎宗教般的诺奖狂热本身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换句话说，诺奖去魅是迟早的事情，但如果是因为失望，那实在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