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实现了合法的党组织、行政组织与地方村匪恶霸的合体，回到“万恶的旧社会”
物质上的改善，掩盖了中国农村正面临的巨大深层问题和矛盾。如果只是一味看到农村和农民“硬件”上的变化，那其实是掩耳盗铃。农村社会政治体系的溃烂，也许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举几个小例子。我的小学同学是当地公安系统主管刑侦的最高级别负责人，中学同学是分管另一领域的公安副局长。与他们分别闲聊时，才知道他们最关心的都不是辖区的公安、治安等工作，而是如何发财以及如何发更多的财。
小学同学曾在多个派出所当头头，多年前，他所在辖区的一项重大工程，所有的土石方运输便都由他包揽，仅此一项他就赚了三四百万——他不是明目张胆地以公务员身份去当包工头，而是当包工头们的保护伞，从每辆运送砂石的车上“抽头”。现在调到县城后，他玩得更大：弄了几块地，开发房地产。房子已经建起来了，他目前比较头疼的是房子不好卖。当初弄地时，也走了招投标程序，只不过他找了一帮“兄弟”去围标，那些来和他竞标的对手，事先在拍卖现场外就被他安排的小兄弟们把守住车门，留在了车里，根本没进场。他说，在县城里，每次土地“拍卖”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只是看他想不想要。当然，他的生意远不止这一点，还有如酒类等其他生意——基本上来钱快的生意，他都会插上一杠子。谁敢不买他的账，他就会动用“手段”。
像他这样的公务人员暗中做“生意”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整个小县城里，公务员系统都是这种风气，只要有一点小权，有赚钱的机会，他们一点要把它用尽、赚够。当公安副局长的中学同学，则是垄断了县城的整个混凝土市场，全县房屋建设所用的混凝土都出自他开的搅拌站，谁和他抢都没用。他有的是办法把竞争对手给“治”了。基本上，县城各个系统有权的官员，特别是公检法系统，都各自为阵，每人占领了一块可以搞钱的地盘，大家互相心知肚明，但互不干涉。
这是县城的“上层”。在下层，农村最基层的组织村委会又怎样呢?过去村书记、村主任大家都不愿当，因为要收农业税、搞计划生育，农村工作不好做。现在农业税不收了，计划生育也基本成了个形式，没那么严了。随着村民们外出打工，村子成了空村，村里似乎也没什么油水可沾了，那些男人多、兄弟多的家族——过去在村里开赌场，专门吸引附近有钱人来此“四不管”之地赌博，挣了不少钱——他们中很快有人站出来，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成了村里的头头(实际上也只有这样家族的人才有可能当得了村里头头，在农村，谁家兄弟多，谁家够“狠”，谁家才能当“领导”)。但在农民们看来，他们实质上是土匪恶霸。
何以见得?不少农民外出打工后，把土地转包给了其他人，每户种植面积扩大了，使得机械化生产成为可能。在收割季，农民要请村外的收割机进村收割粮食。结果，每亩地的收割费用，如果需要100元的话，其中60元要交给村里的头头——不交就别想进村。村里的头头们将房子建在公路边，路过的货车，都要向他们进贡——即车匪路霸，否则别想安全地离开。在偏远的农村，这些基本是没人管的。即使有人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周围几个乡镇的派出所和村里这些人都是一伙的，甚至还有些怕他们。
有个远房侄儿在读大学，符合申请国家助学金的条件，但相关申请材料上需要村里盖个章。他的父亲去找村主任盖章，村主任直接了当：盖一次章收500元。农村现在实行合作医疗，村里有个卫生室，乡村医生过去还能看点小病，村里换头头后，乡村医生被赶走，换上了他们家族的一个小字辈，只有初二缀学水平，但是也“看病”、开药，每年能从村民们手上攫取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
简单地说，在村这一级，中国农村已经实现了合法的党组织、行政组织与地方村匪恶霸的合体，但是又没有当年乡绅在村民中所具有的那种威信与道德感召力。这也是很多村民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生活的农村重要原因之一。我的老父亲离乡多年后，一度想回到村子里生活，但是还留守在村里的亲戚劝他：“回来没法生活了，还是走吧!离这里越远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