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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洛杉矶时报》10月14日报道，当李雅琴（音）16岁的时候，她吃家里人能找到的东西：蒲公英叶、紫花苜蓿、稻芽，把玉米壳碾碎压成饼。
她正在上大学的孙女悄悄地用数码相机拍摄这位73岁老人讲她如何看着她的父亲饿死。
“他睡在床上，动都不动，因为他太饿了”，李说，刘海下是挥之不去绝望的表情。“他叫我把他拉起来，但是当我试图把他拉起来时，他只是在床上滚，爬不起来。后来，他就不动了。”
中国政府希望这样的故事被遗忘。吴文光不愿让这种情形发生。
59岁的吴文光常被认为是中国独立电影的教父。他称这是记忆工程：一次草根行动来建立在中共统治下最黑暗时期第一手的历史档案故事。
自2010年以来，该工程大约200名志愿者在全国各地拍摄了1300多个对老年村民的访谈，希望在他们去世前录下他们的声音。
该工程录制的是原始性和个人性的访谈，就在受访人的前廊、客厅或是厨房里进行。
“59，58......59，60......在那三年里没有一天的好日子。饿死了很多人”，在湖北省，70岁的雷贤珍（音）说。
“这项记忆工程极大地影响了我，甚至改变了我”，吴先生在他位于北京农村边缘上宽敞的家里对记者说。“现在，当我谈论起大饥荒时期，我不再谈数字，比如有多少人死亡。这些人的个人生活真正打动了我——他们是如何依赖极少的食物生存下来，他们如何竭尽全力不被饿死。”
在中国，历史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在毛泽东的大跃进（1958年至1961年）和文革（1966年至1976年）时期，中国一片混乱；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或政治暴力。直至今天，中共还严厉审查这两个时期的陈述，担心公开讨论其起因和后果可能削弱该党铁拳统治的合法性。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前者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
该记忆工程的焦点是灾难性的大跃进，在此期间，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合在一起，导致数百万人饿死；官方的陈述声称有1500万人死亡，但独立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4000万。
在过去两年里，专家们称中国出现了几十年来对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最严厉的打压：当局关闭了许多非政府组织，拘捕了数百名批评者和活动人士，并进一步收紧了已很有限的言论自由空间。
中国的独立电影尤其遭到重创。去年，当局关闭了中国最知名的北京独立电影节，这是举办该电影节11年来首次被关闭。
然而，当记者问他是否害怕官方骚扰时，吴耸耸肩。“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红线，你只需要找出你可以做什么”，他说。“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工作方式。”
曾与中国一些独立电影人紧密合作的美国西北大学电影学教授J.P. Sniadecki说，这项记忆工程的规模小，而且是分散性的，这可能使该工程免受官方的报复。
2005年，一家欧盟基金会招募吴文光去录制一部关于北京支持在中国广大的贫困农村举行地方选举的影片。吴决定他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他会把摄像机交到村民们的手中。
他在广州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则招募广告，并从来自全国各地应征的农民和农民工当中选了10名志愿者。在欧盟的支持下，他交给他们便宜的数码摄像机、简单的录制技巧，并告诉他们回到他们的村子里，拍摄任何他们觉得值得拍的东西。
“那些村民拍摄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他们的技术，他们的对话，他们选择将要拍摄什么，与我们所谓的专业电影制作人会做的完全不同”，他说。“此外，他们非常熟悉当地的村民。他们可以拍摄人们去参加会议，或是争论……所以他们拍摄的很多材料，你会觉得一切都很怪，但很新鲜。”
记忆工程脱胎于这个想法。大饥荒发生在很久以前，它几乎成为中国境内历史健忘症的牺牲品，已经被减少到历史教科书里的几行字。吴想要更好地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个人故事。
2010年，吴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并与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同行做了一项试验。他指示他的12名学生和6名助手回到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自己的家乡，采访长辈们的成长经历。
28岁的舞蹈演员张梦琦（音）于2010年开始在她父亲的家乡采访老年居民。
她回忆说，他们故事里的复杂细节让她震撼。一位老年村民告诉她说：她在街上经过一个快饿死的人，注意到他穿的是崭新的鞋子；但不久之后她又经过那人身旁时，他的鞋子不见了。
张6次回到那个村庄，录制了40多次访谈。
那些故事“真的改变了我，它们改变了我所认为的历史”，她说。“最打动我的是这些细节。历史不是大的数字和统计数据。它让我觉得历史是关于这些细节。”
自2010年以来，该项目一直在持续增长。吴已与美国杜克大学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从亚洲研究组织那里获得了4万美元的资金，对他的档案进行整理、重新格式化及最终数字化。
至于近期当局对活动人士和电影节组织者的打压，吴不为所动。“你不能简单地说现在情况更糟了，以前要好一些”，他说。“什么时候情况更好过？我不认为有这样的时候。”
（译文有删节）
原文Survivors tell the camera the hidden tale of China's Great Fam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