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盛顿邮报》10月30日报道，当那群人闯入他家，把他妻子带走时，他的妻子已怀孕七个月，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尾随他们到了当地医院，在那里，他们不顾他的乞求和医疗建议，往她的肚子上打了一针。
“他们抓住我老婆的身体，就像在抓一只猪，四五个人按住她的双手、双腿和头，往她的肚子上注射了一支针”，那名男子说。因为害怕报复，他要求不要给出他的名字。“我老婆和我都没有签任何的同意书。”
十小时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他扭动着，哭声微弱。但是在湖南省的这些医生甚至不让她抱一抱那奄奄一息的婴儿，这位丈夫说。他们把婴儿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并指示他给一名清洁工点钱，去把孩子埋葬在附近的山上。
该事件并不是发生在1950年代或1960年代毛时代的恐怖之中，而是发生在2011年，互联网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傲然地走在世界舞台上。
本周四，中共宣布经过35年后，它正在放弃其不得人心的“一胎政策”。但伤痕依然很深。
仅在2012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一胎政策下，中国有670万妇女被强制堕胎。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强制堕胎率高达每年1000万人。专家们说，其结果导致中国妇女的自杀率显著高于男性的自杀率。
因父母寻求生男孩，每年被秘密堕胎或在婴儿期被杀死的女婴数字难以想象，令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根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有数以亿计的男性和女性被强制绝育，或插入子宫内避孕器。
绝大多数人仍然害怕说出来，但许多人，包括一些参与实施该政策的干部，直到今天还感到苦楚。
一名56岁来自中国南方一个小镇的男子说，他在1990年代中期曾在计划生育队工作。
他回忆说，每个县都有黑板记录每个家庭有多少个孩子。只有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才被允许生第二胎，而且必须得在五年之后。宫内避孕器、结扎输卵管和结扎输精管司空见惯。
但是当人们试图逃避这些规定时，情况就变得丑陋了。
“许多怀孕七八个月的妇女被强制堕胎”，他说。“尽管有风险，医院从来没有拒绝过。因为这是政府的命令，没有人敢说不。”
一位已有两个女儿的妇女为了避免结扎而逃离家中，因为她想要一个儿子。当计划生育队伍到达时，只见到这名妇女80岁的母亲在家。
他们拆了这间住宅，毁掉了所有的家具和所有的食物，“短短20分钟就让那房子消失了”，那人说。
“我告诉负责的官员‘这也太狠了’。他回答说：‘这是政策’”，这名前计划生育工作队的队员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幕：80多岁的老太太，在她被毁掉的房前哭泣，坐在一块石头上掉眼泪。就象发生在昨天的事。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便辞去了计划生育队的工作。”
中国的人口学家们至少有十年一直在恳求共产党抛弃“一胎政策”，它已经令这个国家面临劳动力短缺和老年人数量大幅上升造成的潜在的经济危机。
但这个党仍旧拖拖拉拉，不愿背弃该政策。这一政策让全国一支庞大的官员队伍握有权力且常能发财，许多人收取巨额贿赂。
最新的举措仍然限制一对夫妇只能有两个孩子。
“不管他们有一个还是两个孩子，每个孩子他们都不得不有出生许可证，他们将面临高压，除非他们有足够的钱规避这些限制”，美国民间组织“女权无疆界”创始人Reggie Littlejohn说。该组织发起运动，反对在中国的强制性和性别选择性堕胎。“穷人不得不遵守该法律，有钱人得花钱买‘路’。”
2005年，律师陈光诚针对当局执行该政策提起了一项集体诉讼，但结果他被关进监狱及软禁在家数年。2012年，这名盲人“赤脚律师”逃到美国大使馆，他目前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作访问学者。
他说，围绕“一胎政策”长出了一个强大的暴力系统，造出了一种恐怖气氛，并摧毁了人类生活传统的价值观。官方的宣传口号，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总结了实施该政策的暴行。
“该政策创造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在人们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让你感到面对国家权力，你无能为力”，他说。“想想看：人们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他们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2012年，当一位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是被官员们强制打胎打下的她儿子的尸体，这张令人不寒而栗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时，激起了公众舆论。
冯建梅说，当时她已怀孕七个月，因无法支付相当于6300美元的“计生”罚款而被强制堕胎。
冯的丈夫邓吉元说，此后他的妻子非常忧郁，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年幼的女儿问弟弟在哪里。
“我们只是说他在天堂”，他谈到这一痛苦时说。“她问天堂是什么样。我们说，我们不知道。”
人们的关注使他们的生活像双重噩梦，邓说。当地村民称他们讲出来是在捣乱，甚至在冯建梅所住的医院外面举横幅，称他们是“叛徒”。
痛苦并没有消失，他说。周四晚，他们在家里听新闻说终于取消了“一胎化政策”。
“建梅叹了口气，说早就应该了”，冯说。“然后我们两个回到沉默。”
在湖南，那名第二个孩子被强制打掉的男子说，因为那次创伤他的妻子精神崩溃了。关于新政策，他只想说“来得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