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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京华寻梦话童年(二)

1902年,满清恢复“新政”,身为京官(内阁中书)的范熙壬,以初试、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京师大学堂,右图为范熙壬复试之试卷节选。

一九O二年京师大学堂复校,父亲初试、复试两次都是第一,一九O三年选派留日。夏家母亲一直在乡下侍奉婆母和老姨太等,七年独守空房,的确亏了她。那样秀丽的她,辜负了多少青春年华!问题是祖父特别钟爱父亲,以前不得已,听从杭州伯父意思,让父亲过继四房。这时以夏家母亲没生育为由,力主一子肩祧,再为四房迎娶母亲萧奉琴。其实,一九一四年夏家母亲与母亲先后怀孕,只是夏家母亲产下一姐姐,一生下来就夭折了。她从此在乡下吃素,陪着祖母念佛。她随祖母上京后对我说,我是她的女儿托胎来的,对我非常疼爱和照顾,我也特别依恋她老人家。平常相称自然也是妈妈,叫母亲则叫姆妈。夏家母亲眉清目秀,鳯眼、悬鼻,我最喜欢看她的梳头侧影,由于她念佛,衣着格外清爽。为了不麻烦别人,夏天,她总是把大红板凳压着洗好了的夏布衣和黑绸裤子,保证衣服的平整比烫得还好。她在乡下受了许多苦,幸亏是夏家外婆的意思,叫棫真姐前来和她作伴。为了我,夏家母亲常做一些炸豆油皮包、红绿丝芝麻小卷卷,给我做零食。有人送来孝感麻糖,也总是先让我尝,因此我喜欢吃孝感麻糖。她的素菜做得也特别好吃,常常要我跑腿,去吩咐厨房怎么做。

那几年,“采寿堂”宾客如云,内眷祖母为主,多半由夏家母亲招待,因为母亲总在做月子。我们年纪小,家里孩子又多,顾不过来。外客有叔叔、本家子侄协助父亲照料,我在内、外院、回廊、小过廰,看见过水浒一百单八将等行酒令牌。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酒宴之中行酒令,比男士们吆喝比酒更高雅,也比光顾吃喝更有趣味一些。

二三年的过年过得最隆重,奶妈们剪纸,贴窗花,男工们打糍粑,老人家(族兄财连哥)订做了一尺多高的大木桶泡糯米,蒸后用木棰夯,边棰边唱夯歌。父亲喜欢烟花,准备了许多大烟花,像大雀巢奶粉罐头,好像叫“万年青”和“大八卦”(先后放十二次烟火),“二踢脚”等……。我们三个大孩子嘘“鼠尾巴”,侄哥们放“二踢脚”,(下面一点火,上面响二次),男工们点烟花,真实场景异彩纷呈,大家拍手欢笑格外热闹。祖母尤为高兴,在黄陂乡下,从来未见过这样绚丽辉煌的场面。午夜,放着留声机,全家吃长寿面,孩子们要给长辈磕头、拜年,奶奶就赏糖果和压岁钱给我们,爸爸对亲友也一样。母亲除了赏钱之外,还捧着大盘果点给男工们,作为熬夜吃的零食。在黄陂乡下,习惯年三十夜只有老人和孩子们睡觉,叫做“挖窖”,挖金窖、挖银窖祝贺财旺。当时,采寿堂真得是喜气洋洋。印象中多年以来,这是最热闹的一次。吃完长寿面,还把八仙桌搬到花园里,按黄历选最吉利的方向,上供、磕头、出行。第二天早上出门,先朝这个方向走,另外几年的新春过年,大家迎春接福虽也很热闹,但没有这样隆重了。

记得二三年春天,父亲为我们四个孩子订制了四个白铜墨盒,我的墨盒刻的是红梅绿枝干,题着“梅花知已”,三妹是兰花,四妹是莲花,公涵大弟是“初日高照林”,画面是朝日和树林,当时我就建议三姊妹自己养蚕,用蚕丝铺墨盒,为此我还作过《养蚕小记》。

清末父亲在武昌两湖书院最好的同学,陈士可老伯(陈毅将军),曾经以“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绥靖外蒙,卓有成效深得民心。二O年秋,再度被政府起用为“镇抚使”抢救外蒙。五叔(范熙绩)曾随陈老伯同往库伦。过去由于徐树铮专权跋扈,触怒蒙人,致引起反乱,外国势力趁机介入,大局一度失控不可收拾。记得小时候,我们对外蒙的事情一直很好奇,后来五叔来采寿堂,在我们的追问下,对我们说他们被迫狼狈撤退,一路上还喝过马尿。

采寿堂第二件喜事是:一九二三年生了二弟公铸,顺着大弟,小名叫小狗。父亲买了一架风琴给母亲,后来成为了我的专利,我自弹自唱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时,小朋友的歌曲都是李锦辉所作“小麻雀”、“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歌。我常常自编自舞学着表演,带着弟弟妹妹好玩。两个小弟弟在奶妈怀里也很起劲,后来他们学着唱,小狗胖乎乎的,憨态百出,还自己拍巴掌下场来玩。

奶妈吃饭时,总是我们轮流抱着两个弟弟,有时我抱着弟弟打转转,他们就笑得很开心。一次我和大弟都摔倒了,母亲生气打我,我多想乞求母亲的爱怜啊,常常是越打越抱着母亲的两腿不放,母亲自然更是发烦。这样,我和弟弟哭得不可开交,所以外婆常常把我带到她那小住一、二天。在那里和大舅萧曙(海楼)学唱“四郎探母”。外婆曾叫人给我算命,说我二十五岁天翻地覆等等……有时候,是童紫华表姑带我到琉璃厂四号,她公公李哲明老伯家小住。李姐姐也叫李葆华,在女师大学习,我还跟着她们到学校去看过演出,我记得,演的是《少奶奶的扇子》。当年,我便爱上了这种气氛。结婚后给老伴清理书柜,在所包书中,我看到了这本书的原文版。

夏棫真表姐在女师大附中学习,就把我们带到附小上学。父亲乐育英才,家里有许多南方来的亲友到北京来考大学,父亲还资助亲友进修和出国留学。家里总是人客满堂,而他本人,则一生清廉,自奉很薄,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两个豆沙包,对吃穿从不讲究。倒是母亲总在床褥,每天仔鸡、阿胶等营养品不断。

一九二三年夏天曹锟筹备贿选,派人送来巨额银票,父亲断然拒绝,拍案大骂。随后,他把采寿堂典押给日本东方保险公司,筹资组织议员南下上海、成立“移沪国会”,在上海湖北会馆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对抗,拥护中山先生,反对曹锟等人。而北京的国会大门上,多次贴着不利他的恐吓黑函,于是母亲带着我们走避天津,住在胡钧(千之)老伯家。他的夫人是德国人,住在租界。有客人来玩时,胡伯母不会打麻将,只在旁边看牌,织毛衣。她的女儿常常拉着我的小辫子好玩,还教我编织,我第一件成品是给家父织的手套,从此我就学会了加针、收针,照着外国杂志,编花织毛衣。家里另外一位常客是王龄希(王黻炜)老伯的夫人—日本人王红子和她的女儿Kimico,她和我最要好,教我念日本假名,这也是我喜欢外语的缘故。胡姐姐后来在北京大学教授德文,可惜没有再联系。Kimico听说后来到日本去了,也就更没有消息。三妹从小跟王老伯堂侄订婚,是当年祖母的意思。

一九二四年曹锟发动接受法国的“金弗朗”案。这时,祖母在北京胃病已很严重,父亲返京给祖母治病,趁此出席国会会议,弹劾政府办理“德发债票”和“金弗朗”案,“金弗朗”案和法国勾结,用已经废了的金本位还法国庚子赔款,有损国库基金一、三亿。在院会上,父亲仗义执言,几乎被当时的财政总长王克敏摔砚台砸破头部,但父亲仍与王绍鳌、范殿栋等,联合议会各派同仁,据理力争商议对策。

一天下午,父亲准备出去开会,由于祖母想去看她的干女儿夏家舅母,父亲素来行孝,就让祖母先坐马车走了,特务们紧跟马车,到宣武门右侧,抄手胡同夏家,看到下车的竟是位老太太,大失所望。这也是父亲行孝的好处,特务在大失所望之余折回采寿堂,当时我和三叔儿子(辛望哥),正在花园游玩,特务们不理会门房,绕过照壁,到花园里问望哥:“你伯伯在不在家?”望哥虽只有十三岁,但知道情况不妙,诡称在家。旁晚大批军警进宅,大肆收查。大门、房门各站两人把守其余人入室,甚至掀起大衣柜,企图捉人,情况十分紧张。我当时八岁,已警觉事情严重,急忙请梓亭、齐云二位侄哥摸黑翻越马号矮墙,去石驸马大街一号,田伏侯(田吴照)老伯处,告诉父亲不要回家。田老伯儿子田方增在校和我同座,田老伯女儿田方静和三妹也是同窗好友。辛亏她们转告,父亲直接住进了六国饭店。军警包围采寿堂未果,就将秉能哥(范彪如)逮走作为人质。祖母只好带着我们小孩子也住进了六国饭店。直到冯玉祥班师回京,打到曹锟,我们才回采寿堂。

六国饭店是北京东郊民巷最大的宾馆,里面都是外宾。晚上常有舞会,我第一次到舞厅,小皮鞋滑了一交,某位英籍夫人将我牵起,之后又带我去她的房间,教授我英文,和他儿子一块玩,看大画画书,这是我学习英语的开始,从此奠定了我一生的英语教学生涯。

记得父亲带我坐马车经过前门大街(前国会大街),到东郊民巷外国书店买书,父亲给我买了一本《鲍氏读本》,这是我最早的英文教材,父亲订购的是原版英文《西藏语法》和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知名教授河上肇的著作。父亲早年和他的学生李大钊研究马克思学说,曾经翻译过《资本论》,此后又为蒙藏院翻译《西藏语法》。当时国内没有过这种事,可惜一尺多高的手稿,抗战期间被烧毁了。后来,我从父亲寄存在同乡好友李鼎庵老伯家里拿回三十多口书柜式的小书箱,其中就有两本原本,但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

从那之后,寄住在家中的大学生继续教我英文,先是梓亭侄哥,后来是中铎哥。后来又请了一位康小姐,因康小姐有事南下,母亲送行时,还在桃树下送给她一枚金戒子作为纪念。解放后,夏棫真表姐告诉我,这位康小姐就是后来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我记得她中等身材面目清秀。她教授我英文的事情,多年来,一直未对人讲起过。

一九五八年我从俄语原文,翻译了一篇波兰女音乐家的故事,附上俄文信和三、四女儿穿古色古香大花边绣花唐装的放大照片,寄给北京妇联主席蔡畅,请她代寄。因为当时不敢随便与外面通信,但始终未见回信。蔡畅是我堂兄范屹瞻(念慈)的旧友,老同志。解放后还请他上北京小住过。考虑这都不行,就没有再打听康老师的消息了。父亲早年由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康老师也许也是南下参加革命的。母亲和我都很怀念她,也一直在为她祝福。

念慈哥在北京上大学对我帮助很大,我第一次翻译英文小说故事,投稿校刊《囊锥》,就是他鼓励我做的。谈到投稿,父亲给我起的笔名“薇庵”,当时这个庵字,一横一撇(厂)。现在我还记得父亲写这个字,教我念庵字时的情景。可是现在一横一撇简化成了工厂的厂字。最值得纪念的是,父亲曾在花园里和我一起乘凉教我们做对子、猜字谜。我最大,总是我最先猜到,引得父亲很高兴,慢慢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花园还有萤火虫飞来飞去,我们觉得很好玩,抢着把它们抓进瓶子里,学做古人“囊萤读书”。为此,我还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作纪念,这是现在儿童见不到、体会不到的事。记得有一天,念慈哥在大门外学骑单车,撞翻了一个瓷器担子,初学单车的人常常会这样,看热闹的还有一个卖毯子的白俄,他们很穷,一般不为人们看重。之后苏联怕日本占领东北,争中东路的路权,还跟我们打过一仗。我方杨忠甲、韩光第二位指挥官本来退敌获胜,之后还是退了兵。议和时还吃了俄国人的亏。

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应冯、张、段邀请北上,主张召开国民议会,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家统一。当时国共合作,父亲作为非常国会行政委员,主持国会会议(当时国会不设议长,由行政委员担任主席),并代表北方政府到天津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不幸的是,中山先生频年劳瘁,从广州沿海宣传,开导各处人士,又亲往日本,为东亚和平劝说日本朝野。海风凛冽,到了天津又抱病与北方政府代表见面会谈,未到北京就已经病倒了。那段历史,只留下了这幅中山先生最后的集体合影照。这幅放大后的照片,就挂在采寿堂内院的大客厅,与以前中山先生赠送父亲的,他和夫人宋庆龄夫人的俪影放在一起。

中山先生自己是名医,一生为人民、为国家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以至病入膏肓。进京后不久,就住进了协和医院。加上段祺瑞、张作霖等幸灾乐祸,对中山先生一改常态,趁机策划废弃宪法的“善后会议”,置拟召开“国民会议”,依据宪法来商定国家大政的全国民意于不顾。情势的突变,更加重了中山先生的病情。一代伟人,终于在三月十二日与世长辞,使第一次南北方的“三角联盟”横遭破坏。对国家重建事业造成了莫大损失。父亲当年于辛亥革命前后,到国共合作时期,曾营救了许多革命同志。至孙中山北上后,又为召开“国民会议”奔走,与中山先生的治国理念相合一致。中山先生病倒后,父亲曾由汪精卫陪伴探望于中山先生病榻,了解中山先生的最后遗愿,因此遭到国民党右翼分子的造谣诬蔑。

一九二五年的过年之后,春寒料峭,是个名副其实的倒春寒。本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北京却依然寒冷。由于中山先生去世,父亲整日独处书斋,心情沮丧,家里气氛顿时秃唐,家人纷纷不敢吱声。父亲给中山先生写的祭文手稿,八十年后由延中弟从台湾寄回。我曾经寄给有关单位,可能因为文字深奥,没能引起重视。(作者补记:直到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篇珍贵的历史文献才“大白天下”)记得父亲当年写悼念中山先生的挽联,一个字有六、七寸大,让我在前面牵引。现在网络上还能看到父亲为蔡锷将军写的挽联,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哀悼中山先生的那两幅。那时父亲心情尤为悲痛,词句一定非常动人。

中山先生逝世后举国哀悼,移灵香山碧云寺之前,二叔范熙申代表海军专程来京,五叔范熙绩代表陆军,一起参加追悼会为总理执绋。公祭大会是三月二十六日在中山公园,现在的中山纪念堂举行的,父亲带着我们先在北京饭店休息,三妹随班夹道相送,父亲带着我走进祭典大厅,和少数人寒暄了几句,沈默了很久。仪式完毕后牵着我走出大厅,拉着我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徘徊。他的情绪低落,所写的祭文是请别人代读的。那天的天气特别阴沈,站在社稷坛旁,父亲的心情比层层的乌云更为沈重,中山先生长逝,革命前途,中国未来,社稷安危,种种愁思,萦绕在他的心头。回想起来,我至今仍为他难过。

灵车出了大厅,出了公园,往西长安街西头走去,父亲止不住泫然泪下,我只敢摇着他的手催他回北京饭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中山先生去世后,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湖北发生汉案。父亲作为国会议员和旅京代表,与李书城老伯等七人专程南下。行前,祖母胃病已很严重,但国事尤为重要。祖母教导父亲一向喻以大义,以国家为重。可是等父亲回来,祖母已经告病危,不久终于离开了我们。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父亲呼天喊地嚎啕大哭,当然是把家殇、国殇以及自己未能尽孝的痛苦,一起宣泄了出来。父亲自幼深得祖母教诲和熏陶。接祖母北上的两年来,为反“贿选”、反对“金弗朗案”、以及处理“汉案”,一直未能在家稍尽孝道,何况为祖母所建的“莱园”还没能及时装修,奉养老母的心愿未能实践。所以,追掉仪式上不惜一切花费,亲自给祖母沐浴涂香药剂,周身缠着丝绵,在院内做了“七七”49天法事。请来法源寺和雍和宫的和尚喇嘛,搭了两个大台子祭祀。我第一次看到喇嘛吹着大喇叭,响彻云霄,可是仍未唤醒祖母。

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以及段祺瑞、赵尔翼、左绍佐、周树模、卢永祥、于右任、梁启超、王式通、李哲明等千余人或亲临致祭,或送来挽章。出殡时,我们姐妹和女眷们十几辆马车在后面,缓缓行进,沿途路祭,非常隆重,政府要员亲临悼念,奠仪之厚,实属罕见,这是前所未有的。平汉铁路局长陈延炯特批给我们一节车厢,运送祖母灵柩回乡。这是我们第一次回湖北,一路上的青山绿水对我们特别新鲜。

当年父亲在社会上声誉卓著,二六年暑假前我初小毕业,学校还请父亲莅临讲话。看到他在台上神采飞扬,我内心特别自豪,加上恳听会展出的作品中,有我制作的万花筒和编织的口袋。这些作品被来宾选购,因此,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赚到了几角钱,这也是胡家德国姐姐教我的功劳。北京女师大附小的前门正对着女师大后门,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的班主任陶淑范教我们做的红旗操、豆囊操颇受好评。附小从初四开始学习英语,老师常叫我示教辅导同学,我长得最高,老师还常嘱咐我要伸直腰板,这样更精神些。当时的情景让我铭记在心。夏棫真表姐也曾经是她的学生,解放后送我一本《陶淑范小传》,我写信问候,她儿子代笔回的信。可是,八五年,我和老伴到国务院宿舍探望时,她已是九十高龄,认不出来我了。这套国务院宿舍是王光美分给她的,因为王光美、钱学森等人都在师大附小学习过。

二七年或二八年初,南京政府主席谭延闿,以月薪九百元聘请父亲南下,而父亲坚持留在北方,婉言辞谢了。张学良易帜后,全国统一,中华民国定都南京。许多亲友如夏家舅父母,棫真姐和李家姨父母;绍陔五叔婶和张家姨父母,王家等相继南下,“采寿堂”更形冷清。后来,还不得不把“采寿堂”卖给第二个典主董家。之后,我们就搬到“莱园”去了。

一九八五年我和老伴同游北京时,“莱园”还在,“采寿堂”却杳无踪影了。闹市口的街道加宽了,北京比以前修建的好上加好了。遥望西天,祖父母、父母在天之灵,也可以稍感欣慰了吧。

(三)莱园

“莱园”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内前老莱街甲五号,二十年代初,父亲购置基地,新建此宅,是为奉养先祖母刘太夫人安享余年之所。因街名“老莱”,父亲定名为“莱园”,效古人老莱子的娱亲故事。大门上方镌刻“天行健”三个大字,皆为父亲手书。落成后,父亲自署“莱园居士”。街转角处,原为前清七王爷府邸,是我们姐妹们童年就近游乐之地。后改为民国大学,三十年代初,父亲曾在该校任教。现为中央音乐学院。

“莱园”现在还在,是北京唯一一栋城墙砖建筑,又是中西合璧,有四合院、花园、楼房、平台等。当时父亲觉得城墙砖可贵,北京拆城墙时特地买下来建房。“莱园”是为祖母而建,希望让祖母安度晚年。修建“莱园”时,当年城墙砖是一角五分一块,美国松木材料更贵,因此房子修建得非常坚固。大窗户台用花岗岩砌成,一丈多长的红木大门宏伟气派,上面是父亲的手书“莱园”二字,意思是学习老莱子躬耕奉亲避战乱。花园是四大扇绿油漆长门,写的是“正大光明”。楼上大书房中有黎元洪送的金匾,题的是“宁静致远”。墙上挂着中山先生最后在天津张园的合影,和他夫人宋庆龄的俪影。“莱园”房间结构特别,楼梯被遮在走廊过道的小门后面,外面看不见。也许是父亲当年从事党务,为了秘密交谈方便而设计的,所以比较不易为外人察觉,有特殊情况时也容易适应。

内院里有四个大荷花缸,荷花荷叶飘香泛绿,调剂院中的湿气。母亲喜欢玉簪花,俗名夜来香,大叶白花增加了许多绿意。夏家妈妈喜欢万年青,常年新绿长长的大叶外面像吊兰一样,镶着白玉色的镶边,倍加清晰,对养目摄身有益。夏天时,全家乘凉特别舒服。花园里种紫槿、白丁香、榆越梅各两株;桃花、海棠各一株。与“采寿堂”不同的是,花园大客厅前,一边一棵大石榴树,我们管它叫“哼”、“哈”二将。桃树和石榴树结子后,石榴长得特别大,中秋节时分给我们吃。夏家妈妈住在中厅,我们又叫她中厅妈。她喜欢在花园里种鳯仙和栀子花,鳯仙花结仔,剥开后是白粉,我们叫它粉花。红花瓣可用来染指甲,这是夏家妈妈从小在孝感养成的习惯。花园墙上爬满了墙虎和牵牛花,牵牛花每天早上开,英文称它为“早晨的光荣”。中厅妈东边看到牵牛花,西边看到荷花,春天欣赏榆越梅、丁香花、紫槿、桃花,秋天看石榴和海棠,冬天有大丽花、水仙,这些花对她来说,四季爽心悦目,常年欣赏。可惜,没有种上桂花、腊梅也许是怕她回忆起孝感的桂花大厅。

祖母于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十一日(重阳节后二日)去世,西历是十月二十八日,祖母送葬之后,家里顿呈冷清。为了还押“采寿堂”复利,装修“莱园”,姆妈和中厅妈不得已将首饰拿出来变卖,后来还加押了一千元,把公司的账务还请,再押给董家,二六年底,全家搬进了“莱园”。

作者范亚维与父亲范熙壬、母亲肖奉琴和弟弟建中、延中、妹妹五维的合影(摄于1928年底,范熙壬从山西返京后。)

二七年北伐后宁汉分裂,不久国民党开始清党,政治情形风声鹤唳。于是父亲又把“莱园”典押给日本东方保险公司,日方估价二万多现洋,父亲仅押银元三千多,不及原价六分之一。父亲拿一部分钱支援党务,一部分贴补家用。

二六年冬天,父亲还专程到东北去游说张作霖等人,分析当时大局,希望北伐战火还在南方时,继续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平完成国家统一,可惜徒劳往返未为采纳。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张作霖在南北两地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张作霖派特务假扮人力车夫,在苏联公使馆门口把守,李大钊进使馆后,军警公开违背国际公法,闯进使馆捉人,搜走国共两党许多密件,逮捕李大钊等二、三十位党人。李大钊本来可以剃胡须,改装,趁机脱身,如黄兴组“华兴会”反清,在危机时就是剃胡子逃脱的。但李大钊不顾党内同志建议,决仿效谭嗣同,为革命甘洒热血,换取民众觉醒。第二天,父亲听到李大钊被逮捕的消息,连夜设法营救接连跑了三天未果,只能留下一封给张作霖参谋长杨宇霆的信,请他转达意见给张作霖,劝张不要乱杀党人。

以当时张在北方的实力,是可以左右局势的,因此父亲在信中提议:起用李大钊与南方革命政府沟通,恢复南北的对话合作,实现和平统一,结束战争,以避免生灵涂炭。

但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党内的秘密文件查出,李大钊曾秘密介绍父亲加入C.P(共产党),父亲的名字也因此加入了黑名单。辛亏父亲的好友,驻日本国公使汪荣宝回国述职,闻讯后连忙来家通报,提请父亲走避。于是,父母带着四个弟妹匆匆离开北京,投石家庄冯玉祥将军处避难,并与冯共商国事。

上图为北京《益世报》1927年四月刊出“范熙壬加入共产党事”消息的影印本,原件现收藏于北京市图书馆。

冯玉祥在为父亲接风的宴席上,摸着大弟公涵的头道:“好好学习,以后为国为民杨眉吐气,和你父亲一样,为革命做出一番事业来……”随后冯玉祥移师西北,父亲则转到太原阎锡山处,在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议,在那里住了二年,二弟延中(公溍)就是在山西出生的。

范氏一族(由范武子授姓)在山西过立功,父亲给二弟起名延中(号公溍),其意是:盼望国家之大业更好地延续下去。我们三姊妹和中厅妈则留在北京,由三叔婶、望哥协助照料。父亲临走时嘱咐三叔,在花园北头外墙,开一个侧门,将花园大客厅出租,以贴补家用。仍记得父亲在门楣上书写的“天行健”苍劲有力,引《礼记》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激励大家努力向上。

父亲走后,最初我们家里还有马车,老家人王平送我们上学,星期天还带我们到“白云观”遛马,一路上有说有笑,我们居然练出了腿劲。“白云观”是有名的道观,有老道在桥下打坐,前面放个小香炉,人们朝香炉丢铜板祈福。道教的音乐也很好听,看到香客在院内大香炉上贴钱,还有个大钵盛满水,人们将铜板轻放下去,铜板浮在水面上也很好玩。我们管老家人叫王大爷,他家就住在马号,有时他的女儿跟我们一起玩过家家,这都是儿时的趣事了。

我们在女师大附小、附中读书时,都以黄帽子出名,那是因为我们冬天玩黄巾贼造反游戏,大喊大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招拉队伍。解放后,我带着大女儿昌年去看望卫立煌夫人---韩权华老师,她以前教过我音乐,见面时,她还提起此事。因为母亲勾的菊花图案帽子的不但很美,而且三姐妹又差不多年龄,同时上学,在当时是少有的。这黄帽子,后来父亲高校里的那些激进学生,在校演话剧时还找我们借过。

爸爸在山西这两年,我们在北平因家中经济拮据,有时不得不靠吃粗粮渡日,当时穷人才吃窝窝头,人们不会相信深宅大院的人家也会吃。以前我们是马车代步,世家小姐过的那种日子,不曾想,因此祸端也过起了苦日子。还要感激王平老大爷和黄妈她老人家,看到父亲远走山西,人家不要工钱,帮助我们一起共度难关,不然我们就更可怜了。

日本东方保险公司,半年结算一次复利,三叔无能,人家一逼就同意将珍本书籍(价值都在万元以上)搬走抵息,中厅妈无可奈何只有同意。因当年夏家、李家、及亲友都南下了,时局动荡也无人照应。二八年十月,父亲从山西回来后,听说此事,向中厅妈大发雷霆,从此她得了心脏病,我更加倍的替她难过。其实父亲对中厅妈一向很好,举案齐眉客客气气。只是父亲珍爱书籍,乍听此事火冒万丈,三叔送辛望哥到东北学海军时趁机溜了,中厅妈好强,得病是一时受不住所致。

记得父亲是夜里回来的,那天母亲、小弟弟延中(公溍)和三、四妹挤着睡在大钢丝床上。父亲把我往里面一推,挽着我睡了一夜,后来让我住南厢房,正房两边的卧室,父母亲住一大间,三、四妹,延中弟和奶妈住一大间,中间是餐室(小客厅),五、六妹和黄妈住在北房,南厢房有大浴缸,热水由墙后厨房锅炉管道直接送水,所以我最舒服。所有姊妹中,当时我是唯一的中学生。

萧家舅母王淑英是宣武门幼儿园的老师,常来和我们做游戏,父亲从山西返京,带着初出生的小弟弟公溍,心里特别舒畅。父亲还抽空在母亲床前,和我们玩过一次老鹰抓小鸡。父亲扮演老鹰,两只手抓呀抓的吓唬我们,萧家舅母装老母鸡,双手撑开护着我们这群小鸡,母亲在床上给我们打气,我们自以为很灵活,又有母鸡护着,还有母亲拍着小弟弟的手在床上助威。我们像一个长蛇阵东躲西闪避着老鹰,其实父亲哪里舍得把我们当小鸡抓,只是为了哄我们玩开心罢了。倒是我们几个跑累了,四面抱着老鹰把父亲给俘虏了,结果我们赢了。父亲忘了自己装办的是老鹰,也同我们一块哈哈大笑的高兴,他一把公溍弟举起来,笑着说:“这只小鸡不错(小弟属鸡),还是一只勇敢的小鸡”。现在想起来,当时在父亲卧室,我们这群小鸡,真像风筝在蓝天上翱翔,那般愉悦、欢畅!如今,这种心境只有在梦境中,得以回味了。

五叔绍陔(范熙绩)二八年十月左右再到北京来时,第一次进我的房间,看到墙上凹进去的书格子前,挂着很多我写的大字,把我举起说:“亚维长大了!”我所写的大楷,常受到老师的夸奖。五叔叫我好好练,可以看出来,他对我的希望很大。当看到老师在我大字上打的红圈,更加鼓励,看得出他心里非常高兴。

五叔范熙绩(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北伐成功后,与白婉若女士(白崇禧之妹)在北平结婚时留影(1928年10月)

五叔这次来,是想借用我们家花园大客厅举办婚礼。可是,中厅妈不同意,替她作想,一个常年吃斋念佛的人,尽管父亲对她很好,但一双小脚不便外出应酬,五叔若在花园客厅办婚事,又会勾起她在孝感桂花大厅结婚时的往事。就这样得罪了五叔,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

五叔范熙绩,当年曾与父亲一起负笈东瀛,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唐继尧、李书城等人同窗,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与蒋作宾、蓝天蔚等人发动“滦州事变”逼垮清廷,功勋卓著。民国成立后,授衔陆军中将,任大总统府谘议官。袁世凯倒台后,出任四川督军署参谋长,并做为中华民国驻蒙古的军务厅长靖边,参加了悲壮的保卫战。1921年起任福建督军署参谋长,1923年由孙中山任命为广东大元帅府高级参谋。1925年起参加北伐,任讨逆军总预备队参谋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7军副军长兼北伐军教导师师长。1928年4月,被任命为第37军军长,随北伐军一路打到北京。

五叔此次来京续弦,是父亲和白崇禧将军做的主婚人,五叔与白崇禧是北伐时结下的友谊,并因此结下了这门姻缘,五婶是白家小姐,婚礼在外交部大厅举行,婚典规格高,隆重而热闹。婚后,五叔随白崇禧去唐山主持了“北伐胜利大典”和“双十国庆”。不过,五叔的新居是栋小四合院,当然没有在“莱园”气派。记得结婚的头天,五叔看到客人送来贺联中有“黄花”两字,就叫人把它取下来撕了,我们那时候很淘气,不懂五叔心思,还和梓亭哥和侄嫂(刘采瑾),按照我念的英文故事,把五彩花生、喜豆等洒在褥下。因为故事里面公主娇生惯养,褥子下有几颗小豆都能发现,不知新婚之夜五叔他们发现没有?这是增添一点佳话,五婶是大家闺秀,很文雅,走路时左手前后摆动,婀娜有致,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可惜三七年底,她就去世了。他们的新婚俪影左边站着我们三姊妹,右边是白崇禧和父亲等人。

母亲三O年流产血崩,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医院里的花园修饰的很好,病人坐在推车里,亲属推着他们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奇花异草。年轻的男士给女友送花,我作为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初次进医院,看到这些,就像电影中的画面一样,觉得很惬意。

当时的北京已日渐萧条,可西方人在这里依然优哉游哉,超人一等。记得狄博尔医生首屈一指道:“妳母亲已脱离危险,正在康复。”母亲三一年又生了七妹小圆圆,三二年生了八妹,三五年生了最小的弟弟廻中。这些孩子的降临,加重了家里的负担,因开销不断增加,为此又损失了不少父亲珍藏的古籍文物,在琉璃厂开办的“震旦书林”也不得不宣告停业。两个黄卡基布的大窗棚,正好挂在中厅,对着花园的窗户台,父亲心中的黯然神伤可想而知。不久,鲜活的妹妹小圆圆又夭折了。父亲“有志养千口”,而国事、家事,哪有他施展才华的余地呢,楼上挂着黎元洪送的“宁静致远”金匾,以“淡泊明志”,但父亲还要和日商保险公司打官司,中厅妈心中的苦恼,又怎能安慰的了?幸亏这时李家姨妈的二儿子考上北京清华,他搬到中厅南小间,能帮中厅妈解解闷,稍稍减轻了她的苦恼。

三一年洪水成灾,五叔从武汉来信说要以身殉职。父亲回武汉视察,又回到家乡修谱,叮嘱范正松父母,照料好正松的坟。因为他是二七年,被党争杀害的烈士。父亲和宗亲还拟定家谱的原则,范氏族谱得以相续。过年前,父亲把中慧大姐带到北京,因为大姐不愿遵从父意,与刘家成婚。她一心想和陶家姐夫(陶涤亚)结合。贤之三伯很顽固,但碍着父亲的面子没有深究。后来他们结婚住在长清里,贤之三伯母总是偷着送吃的、送钱支援她们。现在,她们的大女儿,在海外成了音乐家,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这都得感谢父亲的先见之明。

自三一年“九一八”事起,日本开始侵略占领了东三省,父亲决然跟日本朝野旧友绝交。过去我们姊妹一排出生,都是由日本护理人员来家照料的,也因此转由德国医生护理。四叔独子强中哥来北京看病,想上大学,父亲也是把他送到德国医院,请来最好的德国医生狄博尔医治,没想到他的肺病太严重,不久竟死在医院里。

父亲的学生在“九一八”事件后,回了东北故乡,参加义勇军打日本人,后来不幸牺牲,父亲当年给他写的祭文,也是延中弟从台湾寄回来的。四叔独女敏中姐和四婶,到北京来看病,在“莱园”住过一段时间,我们五姊妹三一年的合影(中慧、敏中、我、三妹、四妹),前几年中慧姐大女儿,交给在台湾的延中弟,他特地给照片加色放大了五六份寄给我们,分赠个大家。那时我们三姊妹是十三、十四、十五岁,这也算是我们最早的照片,其余的在抗战和历次运动中都遗失了。

延中弟聪明,当年只有三四岁,乍一见到堂姐们,脱口称为胖大姐、花大姐,举室哗然哄堂大笑。中慧姐常喝肉汤一向较胖,敏中姐明眸皓齿,秀外慧中,延中弟一眼把堂姐与胞姐区分,尤其有趣。

杨家姨妈的独女楚珍,在湖北参加革命,三一年曾教我们唱国际歌,在北京当时是听不到的。楚珍姐原是二十年代的党员(具体年代不详),在乡下任妇女部长,才学很不错,听她讲故事提到“闺阁间、闻斗闹、开门问问,宅宰家、定宽宏、容客安安”等联时非常有趣。她的未婚夫是郭述申,郭受教育是姨妈培养资助的,她俩的感情原本很不错,只因郭工作需要,调往外地分开了。楚珍大姐听说郭在外有女友,断然解除了婚约。若不是楚珍姐自视太高,郭述申作为姨母的干儿子,绝对不会解除婚约的。郭五四年返汉,还到舍下新成里探望姨母,后来每月接济老人三十元家用。他很欣赏我翻译的俄文书籍,和我通信长久。当大连市长时,曾邀我去大连观光。大连很美,我到现在还很向往。每次谈到外出,总是为老伴没有成行惋惜。之后,郭调北京纪律委员会任纪委,姨母去世后,当月的三十元就如数寄了回去。

父亲退出政坛后有了时间,他楼上的书房里满室的书报,寒暑假时,就教我们三姊妹《诗经》、《史记》、《大学》、《孟子》,还教过我读《文心雕龙》。他那时日夜为高校撰写编辑讲义,所印的《文心雕龙释义》文本,可惜都遗失在抗战和49年之后的历代运动中。我当时仅读了第一篇。

周末和节假日,父亲为了培养我们的全面发展,经常带我们去中山公园打保龄球,球太重,因此总是父亲赢球,当时还没有保龄球这个名字,叫地球不太好,我们就叫它滚雷。可是更有趣的是打小高尔夫球,对我们练习瞄准很有益。这时我打得比父亲还好,常常赢父亲的球。因为我在学校里常打篮球,长大后成为排球篮球的选手,还参加了全国运动会。记得当年和父亲在北海划双桨,也是我划得最快。划完船,在北海琼岛白玉桥旁的茶桌上吃天津对虾、豌豆黄、千层糕、栗子面窝窝头,比起当年父亲走避山西,家中穷困潦倒以窝头度日的生活,不知要好多少、幸福多少倍。对虾当时价格是一角钱一对,红喷喷的色香味俱全。更让人难忘的是,儿时不光有美味和家人团聚,况且还有理想的父母那无微不至的关爱。

范亚维、范四维两姐妹,1936年参加“中华全国运动会”时的合影照

以前父亲忙于政务,难得在家,现在经常和父亲游艺嬉戏,父亲显得更年轻了。我们也总想快点长大,减轻父母的负担,让他们和我们同游共乐。旁晚回家时,在人力车上,迎着晚风,仰望着远方的繁星,我深深地这样祝愿。

温家大哥是军医,医道娴熟,楚珍表姐解除婚约后抑虑成疾,是他一手治好的。后来他俩就结合了。北京天气很冷,冬天三妹双脚冻破,我看温家大哥帮她脱毡靴,鲜血直流,温家大哥要我学医,我说医生心狠,我下不了手,大哥说,医生是仁心,不是心狠,你不治怎么会好?并指着我额上的疤痕道,动手术,还要开刀,我说我就恨开刀,要是中医,不动这手术,是会长出头发来的。就这样,我一直没跟他学医。

温家大哥对我们很好,带我和四妹骑马。当时天坛人很少,骑着马在林荫大道上奔驰,很是开心。只是马的个性随群,听头马的,我的马在前面跑,四妹的马陡然一奔,把她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一只脚还扣在马蹬上,是温家大哥一把拉住马,将她扶下来避免了一场事故。父亲知道后发了顿脾气,从此再也不准我们骑马。那时候中国人保守,女孩子管的更严,抛头露面之类的事越发不许,更不许骑马奔驰了。如果那时候学,也能和欧美国家比美了。学骑马是件很有趣的幸事,在马背上那种飘逸的感觉值得回味。晚上躺在床上,人还在因奔驰而颤抖,骑马是种锻炼,同时也是一种享受。怪不得蒙古女孩喜欢在草原上奔驰,那种豪迈洒脱的感觉让人向往。我喜欢草原上的歌,同样向往那种无羁的自由。

在“莱园”过过年也和“采寿堂”一样,爸爸照样给我们和楚珍、中慧、敏中以及辛望哥等人压岁钱,然而华北垂危,古都逐渐萧条,家里架子摆不下来,高校薪俸低,少得难以维持家中开销,我们交学费,人来客往过年过节,全靠卖书贴补。为此,我们更体会到父亲的艰辛,常常半夜上楼,给父亲送茶水、点心宵夜,从那时起我也熬夜自习。时常母亲会过来催我睡觉,这时我才放下书本。从此,大年三十我们三人一直不睡觉,为的是给父母增福添寿。

到现在每逢过年,我仍唱着小时候老师教我的过年歌:

1)一声恭喜二老前,深深拜福寿绵绵。春满大千,红烛华宴,喜气如仙.。儿歌欢呼庆祝,中华民国万年。把对儿贴遍,把糖果糕点尝遍,请大家来拿压岁钱。

2)出门大早炮竹声,声声欢呼入云霄。欢笑、欢笑,难得今朝。喜庆如潮,一路车水马龙,人人恭问好。愿国泰民安,愿家家都招财进宝。

想到“莱园”,我们喜欢唱“忆儿时”:

春去秋来,岁月如梭,游子伤漂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

房屋三像,老梅一株,树底迷藏捉。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作。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勒不可捉。想到这些,我写了一首“长忆莱园旧居”的词,现在附在下面:

鹧鸪天

长忆北京莱园旧居附后记

梅比清真杏比娇,丁香榴火灿头条。

趋庭问寝承欢日,鳯序鵷行我最高。

尘劫尽、甲兵销,故园今昔梦难抛。

老来犹见生花笔,壹壹铺陈墨自调。

毅安二叔(熙申)的二个女儿,出嫁后相继去世,他身边没有子女,而我们一大排。他几次写信给父亲,希望过继一两个孩子给他。三二年起,北京的局势越发动荡不安,父亲高校的薪俸有限,家里的开销大,很难再支撑这样一个空架子。送一两个孩子南下,无论是时局环境,还是家庭状况,都比在故都安全。父亲强舍不得小儿女,终于答应叫四妹和老家人财连哥,护送六妹和小弟到浙江镇海叔婶处。六妹当时不满八岁,小弟不足六岁,全家哄着他俩,说是外出见世面。平时延中弟和父母在一起,六妹当时是最小的妹妹,更粘着我们一些,我们喜欢打扮她,给她做新衣裙,学跳舞、练习弯腰、摊一字…....,所以我们越发舍不得她走。记得在临走前,初秋天气,时冷时热,我们牵着她到平台照相,害得她的了重感冒,但留下了几幅可爱的照片。其中一张,她手里拿着一张鸡心的纸牌,写着:“I Love you”,意思是,给我所爱的人。这些照片陪伴我很久,总算是点小小的慰籍。可惜家中的许多东西,尤其是这些照片,放在乡下遭日本人轰炸,被大火烧掉了。

毅安二叔的大女儿,是管喻宜萱的大嫂,就在这段时间,他们管氏夫妇去美国留学,还到我们家中来过一次。平常父亲助学,会送一点程仪的,不过那时候家境不好,不知道还能为至亲尽一点心。当时我也没有进大厅和他们见面。现在管喻宜萱已经九十六岁了,还在为世界名曲配歌,还为我翻译的《夕阳红》提了些意见,更是令人感佩。

还有一件事,父亲的朋友李四光老伯寄来他的四本英文著作,我还带到湖北来看过,父亲问我愿不愿意在大学学地质,我说,女孩子学地质太苦,当时缺乏远见,错过一些机会。抗战胜利后,立法委员彭养光老伯路过武汉,在璇宫饭店接见我们,还为父亲的去世大哭了一场。谈到李老伯时他说,如果我当时学地质,那是国家最缺的,抗战期间出国容易,我留学深造的梦,恐怕早就实现了。

三三年过年过后,全家南下安葬祖母,平汉铁路局长陈延炯好意给我们一节车厢,来运祖母的棺木,可见父亲在各处的声望之深。我们第一次南下回家乡,处处都觉得很新鲜,过了黄河一路青山绿水,于北京干旱少雨的景致截然不同。我当时年幼,体会不到当时父母的痛苦,父亲为了国家,出生入死赴汤蹈火,面对难统一的局面,一直闷闷不乐。这次还是应范纯惠幺爹邀请,住汉口他所开办的小学校里,我们姊妹也就转学汉口,我转学到武昌省女高,住校。暑假过后,父亲返北平继续任教,带着全家搬进了“莱园”,我因高三不能转学,只得留在武汉一年,这一年,“莱园”家人团聚的幸福只有魂牵魄击,梦中去追寻了。

暌违夏家母亲七十二年,上海北站送父亲返汉,已有六十八年了。安葬母亲也有三十一年了。每逢父亲的冥寿、忌日和新春佳节,却越想在垂老之年,争分夺秒地争取做一个配得上他们的好女儿。

回首过去,大时代小人物,际遇无凭,一生随命运起伏。父亲当年秘密入党,一生为国为民奔走,却遽殁离乱之秋。抗战以来,人事全非,北京“莱园”被日本人侵占,家乡故居遭焚,寄存车站路江边德商“协平洋行”,廿四口紫色雕花大箱的珍本文物,也都被日本人炸毁,化为灰烬。解放后,老伴被划为极右(派)发配劳改,家里三次被炒,更不敢稍事联系亲朋好友。何况亲友们大都背井离乡或者相继离开人世。父亲一生廉洁,作育英才,助人为乐,有许多事迹值得一提,为后世所效法。只是,老来觉得新时代的儿女,不愿多提往事。生活节奏紧张,只好把命运传递到我手中的火炬,尽我的力量,继续传递给有同样志向的人们,把这一点光和热延续下去,李大钊从事革命,争取自由、平等、博爱之外,还要加上牺牲。因为牺牲就是爱,爱才会选择牺牲,这也是人生的意义。

今年范氏宗亲,隆重纪念范武子授姓二千六百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传承,再次受到重视。全世界也开始兴起了“中国热”,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华之优良传统也能影响整个社会,推进世界和平、创造和谐的国际关系,发出有利于人类世界的光和热!

随父之金陵旧事

五十四年前(公元一九三七年元月)随父亲东下金陵。舟次,父亲以先祖母“舟发汉口”有诗,命试作一首,时以即需准备应试英语去美,未克应命。孰知年中爆发抗战,出国未成。至翌年秋,羁旅浙江定海,战乱中得知父亲在汉口弃世信息。自兹永违膝下,永失此学诗受教之良机。

解舟东下雪霏霏,别岸离舷冻手挥。

波滞云低惭不肖,耳提面命事全违。

常吟道韫因风起,空羡木兰奏凯归。

旧泊重来伤谶语,暮年一赋报春晖。

——范亚维

后记:

一九二二年,暑假随外祖母去舅家小住,卜者云:“余二十五岁时,当见天翻地覆。”一九四一年正值抗日战争艰危时期,出国绝望,留滞上海,时年恰为二十五岁。因母病仓促返乡,所有书物均遗失于沪上慕尔堂,卜者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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