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鹏看来，十万人瞻仰胡耀邦遗容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同志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然病逝后，中央很快组织成立了由乔石牵头的治丧办公室，下设六个组，分别是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新闻组、外事组、群众组，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参加各组的工作。
4月17日下午，胡耀邦治丧办公室在中南海召开会议，讨论胡耀邦追悼会的具体安排。会议由乔石主持，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参加了会议，下午五点半回到报社传达。据时任副总编辑陆超祺“日记”记载：
会是乔石主持的，（胡）启立参加，主要是商量耀邦同志逝世的有关事宜。一是决定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二是22日开四千人的追悼大会；三是群众性的就地的悼念活动可以适当报道；四是驻外使领馆除追悼会那天下半旗外，还要设灵堂，耀邦同志照片挂黑纱，设签名册，谁来就签个名；五是已经有了的专案就不要收缩，如往夫安门广场送花圈，不得拒绝，等等。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也参加了会议，他回到新华社后立即做了传达。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张万舒的“日记”所记与陆超祺基本一致。不过，张万舒听到传达是，上述五项，是“根据赵紫阳的提议”的。
关于这次会议记录最详细的是时任中宣部干部，临时被抽调到治丧办公室“新闻组”的李平，他回忆说：
4月17日晚7点半，曾建徽（新闻组组长—引者）在山西厅召集新华社、广电部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治丧办公室当天下午在中南海开会确定的有关事项和精神。治丧办的会议由乔石主持，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决定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比照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的规模举行，即按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规格办理丧事。同时作出了很好的意向性的决定：允许各地学校、单位、企业的群众举行悼念活动，各学校可以设灵堂，团委和学生会等组织都应积极参加；为使群众感情和情绪正常抒发和分流，计划于4月20日和21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对群众性的自发的悼念活动，也可作适当的报道。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在人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实况转播。按惯例不邀请外国人参加追悼会，驻外使领馆也不专设灵堂，可以悬挂胡耀邦同志的遗像。在香港的新华社分社内可设立灵堂。对外国领导人发来的唁电，如金日成、昂纳克、西哈努克等人的唁电，应即时摘发刊登。很多人都感觉，这是现任领导比较开明并似乎具有些许补过性质的表示（李平：《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
上述当事人的回忆，都提到了胡耀邦治丧日程曾有“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一项。时间安排，陆超祺“日记”说是“21日”一天；李平回忆说“4月20日和21日”两天。到底是一天还是两天？从下文征引的李鹏日记看，应该是两天。
李平接着说：
据悉，提出组织群众瞻仰遗容的设想，出自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徐瑞新等领导在4月17日上午即征询总务组、群众组的意见，都认为可行，随即拟定了初步计划，在下午由乔石主持的治丧办公室会上确认了这个方案。
而据“李鹏日记”记载，这一“设想”是赵紫阳顺应胡耀邦家属的意见做出的安排。《李鹏日记》1989年“4月18日”条云：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
耀邦夫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
概括地说，关于胡耀邦的治丧事宜，李昭向中央提出的要求有两项：第一，将耀邦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第二，胡耀邦遗体开放两天，公开瞻仰遗容。
从“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一语看，“公开瞻仰遗容”一项，是李昭及家属非常坚持的意见。或许，赵紫阳认为没有理由不满足家属的要求，因此，在17日下午的会议上，治丧办公室将其列入治丧事宜中的一项。
而在李鹏看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在日记中接着写道：
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同志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其实，在17日下午的会议传达后不久，就已经有人与李鹏一样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公开瞻仰遗容”一项就被取消了。
17日晚上9点，陆超祺接到钱李仁的电话：情况变了——21日10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的仪式取消了。张万舒得到的消息晚半小时：晚上9点半，郭超人又向他传达“21日十万人向遗体告别仪式取消了”的决定。李平接到的传达也是晚上9点：
17日晚9点，忽然传达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电话通知，下午确定的可安民心的举措一风吹，除4月22日上午较大规模的追悼会之外，其他一切活动都不搞了，对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也不报道了。即实际上改变为完全的低调处理了。这当然是最高决策层即高于乔石、胡启立等现任常委的人作出的决定。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都不理解为什么要作出如此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决定
4月18日下午三点，陆超祺参加胡耀邦治丧办公室召集的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要是昨天决定的21日10万人向耀邦遗体告别仪式不搞了，传出去的话，群众可能有意见。乔石否认有这个决定，说不能把治丧办公室个别人的设想传出去……。
4月19日，李鹏接到正式电话通知：“上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李昭同志已向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人。”
至此，追悼会“十万人瞻仰遗容”一项宣告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