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成功脱贫并跨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相关统计数据是惊人的：以美元计的名义GDP增长了20倍，出口增长了40倍，电能生产增加了8倍多。中国如今比美国多消耗了20%的能源。世界银行评估，尽管按眼下的汇率，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0%，但若按购买力平价计，中国2014年的GDP就能赶超美国。
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缘于政策和机遇的双重恩惠。30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决定是1994年的固定汇率制。之前，持续的货币贬值使得中国经济按市场汇率折算保持了一个较小的体量。在1978年至1994年间，以美元计的名义GDP增长率年均只有6.1%，而新汇率政策实施之后，这一数字逐渐增加到了15.5%。
固定汇率制迫使决策者放弃贬值幻想，集中精力在提升生产效率以增强竞争力上。之后的结构性改革，诸如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市场化，以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固定汇率的约束，恐怕都不会出现。
仅仅依赖政策或是良性的全球经济，一个国家未必就能实现飞跃。经济起飞还需要社会有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已经努力了一个世纪。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地被战争和革命拖入泥潭，但人力资源仍然在不断积累。就20世纪30年代的东部沿海而言，其发展水平已经赶上当时的发达经济体了。
1949~1978年，通过国家教育体系，中国消除了大量文盲。政府也建立起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提高了全民的身体素质。这两项成就对后来的经济腾飞至关重要。
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但这都是在政府权力主导下完成的。因为没有制度性的制衡，乱象之间，许多人滋生了“走捷径”的心理。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个民族的道德品行也走入低谷，有人因而误以为这之间有因果联系。事实上，许多困扰中国的问题，都可以在不牺牲增长的前提下得到解决。
环境恶化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许多人都在推销这样的观点，环境恶化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伴生结果。这种论调的目的在于诱导人们容忍污染，因为我们不得不在环境和发展之间有所取舍。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到要做这种艰难抉择的时候，眼下环境恶化的主要驱动力乃是不受限制的贪欲。没有有效的法制，你怎么指望资本为环保埋单，尤其是在环保代价高昂而官员如此容易被买通的时候。
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也被解释成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代价，于是糟糕的现实似乎就必须忍受了，因为按照这种论调，若没有增长，显然一切会更糟。这个逻辑作为一种宣传手段确实不错，但现实是权力过于集中才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罪魁祸首。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但那些在车间和工地上劳动的人，却很少得到该有的福利。钱都被玩弄资金游戏的人拿走了，权力的中心不断流出用于通胀的货币，接近权力的人获得了最大利益。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过快的货币增速就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毒药。一轮又一轮的高通胀伴随着购买力贬值，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当1992~1993年的那轮通胀再次影响到政治稳定时，政府开始引入紧缩政策，经济增长的战略也从开动印钞机转向提高生产率。后续的系列改革以中国成功加入WTO为顶点，后者向世界经济释放了中国劳动者的生产力，同时提供出口市场和资本投入，撑起了中国经济长达10年的快速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后，印钱的顽疾复发。不同之处在于，当下的货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是加入WTO带来的好处。中国眼下既不应该让货币充分升值也不应该维持联系汇率制度，而应该让通胀来调节币值。过去的政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缓慢但可预见的上升趋势，升值的确定性激发了热钱狂潮，这些钱吹起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这个泡沫成了地方政府和权力圈内人的摇钱树。相应的代价是，劳动者的收入和储蓄以通胀的方式被剥夺。中国今天这种收入和财富极度不平等的局面，政策错误是元凶。
目前，中国政府正面临着如1993年那样严峻的局面，它必须开启结构性改革以转换增长模式，努力提升效率并远离印钞机。核心即在于缩回政府的手，让市场自决自治。这也是为什么反腐是结构改革的核心，因为只有反腐才能削减政府权力。只要政府继续坚持反腐，5年后中国经济会迎来新一轮增长，而这会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起伏伏已经一个半世纪。每当世界环境和平、政府权力有节制，中国就会迎来繁荣。这表明中国人的基本竞争力是没有问题的。不幸的是，在中国，主流的致富模式是从百姓那里搜刮财富，大多数富人通过政府权力间接完成了这种财富转移。每当经济繁荣，政府权力就会扩张，于是它就能支配更多的钱，和权力有关系的人就成了富人。
在法治缺位的情况下，反腐败运动是遏制政府滥权的唯一途径。如果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当经济好转，政府权力就会再度膨胀。在真正实现法治和权力制衡之前，中国无法跳出这种不稳定的轮回。但当这些好制度运转起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能达到经合组织国家水平，而经济总量会是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