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北宋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论断，被改革者奉为圭臬，但真正能够实践的却在少数。习近平便是少数中的少数，在此轮军改，以及此前的各项制度性改革，便展现出了足够的勇气和魄力。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共建”，是中共军改的“12字方针”。在这一改革思路下，解放军的谋求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上彻底改变，形成“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以及“军委—军委部门—派驻机构”的权力监督“三大体系”。而这一系列调整的最为核心的目的，就是中央军委领导权的强化；而其产生的效果，便是让习近平站上权力塔尖，避免胡锦涛式被架空的历史悲剧。
“三大体系”底定乾坤
“推进领导掌控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共建的格局”，是习近平军改的思路和方针。在这一改革思路下，解放军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将形成“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体系，以及“军委—军委部门—派驻机构”的权力监督体系，通过集权与分权重新构建的“三大体系”的运行，能够有效地将军队的指挥权统一于军委之下。
中国军队现行的总部、军区领导指挥体制，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体，暴露出不少弊端。特别是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使军委成为一个空架子。当年，已经被查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通过掌控四总部，在军中广泛安插亲信，通过军官晋升牟利，便是前车之鉴。
因此，这次把总部制改为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从而就保证军队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也即在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这就彻底解决了军队直接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另外，目前中国军队以陆军为主体，且七大军区主将均为陆军出身，军队中海、陆、空不同的体系各自为战，军区高层指挥不了海、空军，海、空军又难以及时得到路基力量的支援。从军区到战区的改变，便是要打破这一僵局。战区与军区的不同在于，战时战区有指挥辖区内海、陆、空一切军事力量的权力。而战区又在军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权力也将垂直集中于军委。
而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这三个机构所构成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同样也将集中在军委直接领导之下，甚至可能直接向习近平负责。通过集权与分权构建的新的军队管理与作战体系，将使习近平把军权牢牢抓在手中，站上权力塔尖。
胡锦涛历史悲剧不再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指挥枪”，可谓警钟长鸣。但问题在于，如何能够保证枪在自己手中。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便是前车之鉴。有关胡锦涛权威旁落的传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报道称，枪杆子、刀把子甚至笔杆子都在胡锦涛时期出现重大问题，胡锦涛之所以一直生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难有作为，实则因为江泽民牢牢掌控军权。胡锦涛时代的中央军委，被江泽民留下的3名副主席曹刚川、郭伯雄、徐才厚持续把持。
而随着胡锦涛时期两大军头——郭伯雄和徐才厚的陷落，更是向外界直接传递出两大信号：
其一，外界此前都知道胡锦涛是“弱主”，但没想到一代总书记竟被分权至此地步；其二，也正式印证了外界此前对于中国军队领导体制并非“军委主席负责制”，实际是“军委副主席负责制”的判断。胡锦涛这个军委主席几乎成为摆设。
多维新闻此前就曾指出，习近平上台后振作纲纪的动作已经足以显现其誓不做胡锦涛式“弱主”的态度。从坚持栗战书提前接班令计划并将令“发配”全国政协后查处，到上台后迅速抚定三军彻查徐才厚、郭伯雄，整肃军纪，力挺“阎王”王岐山横扫各地官场“踏平”山头主义重整党纪，在破除“九龙治水”，领衔深改组、国安委等超级架构完成“集权”……都是对胡锦涛时代权力旁落弊政的反击。
而今，习近平军改推翻原有的军队指挥系统，废除了七大军区，设立四大战区；确立三种垂直的作战指挥、领导管理以及权力监督体系，这几乎是摧毁原有军队官僚体系之后的重建。可以预见，军改后将领的职务必然发生变动，新的军事系统中会出现全新的职位，习近平信得过的人无疑将占据关键位置。待军改完成，习近平作为全新军事系统的缔造者，对军队的掌控力将空前加强，真正实现“军委主席负责制”。而这样的局面，可能至少会影响到未来30年中国军队的权力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