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为首的军改小组最近推出中国军队改革总体方案，为习近平挥刀重塑军队拉开了大幕。其中权力归拢军委，取消七大军区和加大军纪委权力等措施，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解放军报多日连发评论为军改造势，不少语言耐人寻味。在批评现行军队体制时，该报指出“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在提到改革阻力时指出：“非常时刻，需要非常的纪律”，否则可能沦为“阶下囚”。习近平军队改革，将如何深刻改变中国军队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其中最具有颠覆性的措施将是什么？最大的阻力又将来自何方？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网路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表示，这次军改最大的看点，是把原有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一分为二，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习近平做的是表里文章，一石两鸟，名为强军，实为揽权。习近平虽然拿下郭伯雄、徐才厚，但他们的党羽遍布军中，即便借反腐，也难以铲除干净，索性釜底抽薪，另起炉灶。这次军改的动作之大，前所未有，但并没有从体制上摆脱“党指挥枪”的窠臼，走军队国家化的道路，改的只是“用”，而不是“体”，还是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谈不上体制上颠覆性的变化。
高文谦说，习近平主导的这次军改，走的是一招险棋。军改一波三折，迟迟出不了台，凸显军中阻力之大，内斗之激烈。这次军改的重点是裁减军队“脖子以上”的部分，即各总部和七大军区首脑机关，这砸了一大批中高级将领的饭碗，而这些人一旦离开职位，就有可能被追究在位时的贪腐问题，所以抵触情绪很大。
程晓农认为，习近平的军改之首要任务是把胡锦涛时代的“党不管枪”重新改回中共的“党指挥枪”传统，为此要改变总参、总政双头控制军队，架空军委主席的格局，把总参、总政从实质上的军队最高领导机关变成单纯的军委办事机构，再通过军政和军令系统分立，剥夺总参的调兵权，今后负责军政的国防部和负责执行作战指挥任务的总参、战区相互制衡，都直接听命于军委主席，从而真正巩固习近平的军权。
程晓农说，这次军改的一个重大特色是，把解放军的中国化苏军体制改成形式上类似美国的军队管理体制，把负责养兵的军务行政和负责用兵的作战指挥军令业务分开，国防部和各军种负责军政，军委下属的总参和各战区负责军令。这一重大改变也体现了中央军委在国防态势判断、国防战略和军队日常管理这三方面有根本转变。对于国防态势，90年代以前的基本判断是敌人可能入侵，相应的国防战略是诱敌深入、区自为战，而军队管理体制则以陆军御敌为主、以管区为战区；现在，国防态势的基本判断已经改为无敌入侵，国防战略也变成军事行动不分前后方、跨越境内外，作战基本单位必须全能化，为此，要用美国式的军队管理体制来改变红军的旧管理模式。但是，这样做在军队内部不但会有很大阻力，而且很多军官也无所适从；团营以下军官主要是懂不懂、会不会的问题，而很多军师以上的军官则面临裁撤、转业、到地方坐冷板凳看冷眼的难堪。
陈奎德认为，以往军委主席江、胡靠提拔和授予军衔的方式安排亲信上位，从而控制军队。但是这样做规模小、速度慢，不利于迅速高效使自己成为实权在握的最高统帅。而习将架构改变，在结构上破旧立新，从而名正言顺安排自己的人迅速占据各个关键岗位，迅速全面控制军队。
陈奎德说，削弱四总部权力，当然是防止大权旁落，利于集权于军委主席手中；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利于促进军队非政治化，职业化、专业化（特别是削弱总政治部）。但如果不改变“党指挥枪”，作用很有限。军改虽然部分模仿了俄国1993和2003军改，模仿了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制度及其美军联合作战体制，模仿了行政管理和作战指挥分开的体制。但中国军队，就职业化程度而言，比俄国差很多，比美国更是有本质差别。五大战区的设置则意味着军事机器海陆空统一作战能力加强，放弃大陆军主义。对外作战功能的强化，与台湾及南海问题上的假想敌（美日）相关。
陈破空说，习近平一上任就谋划军改，但拖延三年才开始启动，而且要耗时五年才能完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风险不小，触及军头利益，也触及党内派系利益，招致军内、党内的抗拒和阻力，稍有不慎，可能给习近平本人带来危险。但习近平不得不推行军改，表面理由，是要加强解放军的战斗力，但主要用心却是要抓牢军权，否则仍有被军头架空的危机感。把军区制改为战区制，中国军队可能表面上“美军化”，但实质上却没有改变，只要“党指挥枪”的教条不变，解放军就仍然是党军而不是国军，所谓现代化，也不过是皮毛，类似清廷的北洋水师，形态上现代化，精神上却腐朽而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