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钩沉 > 正文

陶斯亮忆赵紫阳临终景象:与狗作伴夫人失明

—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

陶铸之女陶斯亮在2015年第2期《炎黄春秋》刊发《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文中写道: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2005年1月16日,赵紫阳全天昏迷,情况持续恶化,次日早7时1分,赵心脏停止跳动。图为1982年12月27日,赵紫阳在埃及开罗

1987年,我的医生生涯正如日中天,当了20年医生的我眼看要修成正果,突然间一切全变了,一直栽培我的院长在手术台上突发脑血管意外,我的航船失去了动力。不甘心混日子的我决心放弃心爱的专业,转业到中央统战部一局当了一名处级调研员。

知识分子独特的诉求与发声

上世纪80年代末已是“众声嚣嚣”,知识分子总体上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虽然也有种种不满,但是对国家还是充满希望。正如一位知识分子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牢骚,对政府有意见,但乃是屈子之骚,焦大之骂,是为了楚国和贾府啊!”

当时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调侃。对这一现象,我曾有过这样一段概述:“我国有知识分子2,500多万,其中科技专业人员只有868万(均为当时数字),占全国总人数的0.78%,而全国却有文盲2亿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应很宝贵。然而事实不然,一组数据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知识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49元。从增长率看,工人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5.5%,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平均增长率仅为11.5%。这种倒挂现象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工人工资的5~6倍,这符合规律。连赵紫阳同志也认识到体脑倒挂问题,并说此问题不解决长期吃亏的是我们。”后来邓小平对老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看来改革的一大失误是没有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低下。”承认这一现实是需要大智慧的。

在我们举办的座谈会上,知识界最强烈的呼声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说:只希望在书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书,能够立即掏钱买下来。”我在北大见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界泰斗,对他们简陋的着装好生惊讶。北大老同学向新生这样介绍:“在校园里你看谁穿的最破谁就是顶级教授。”

1988年,在1214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但为教师求一屋》,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师刘××住房的悲惨景象:夫妇二人均是师院毕业的中学教师,在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里居住了17年,儿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觉只得长期弓成虾米状。阎明复部长看后很动情,立即批示“请知识分子处商市委统战部,先解决刘老师的住房困难,解决一户,安定一大片”。(写这个批示时,党外知识分子局尚未成立,所以批到一局的知识分子处)后来我们找北京市给解决了。

当时别说是普通教师,就是知名人士生活条件也都很差。如著明音乐教授沈湘,三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连钢琴都放不下。更凄惨的还是1982年从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编辑经明士,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亲戚抛弃,住在一座破败的高层建筑里,大门对着垃圾桶,又脏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家里破破烂烂,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知识分子第二个不满是教育问题。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直到2012年教育经费在GDP中比例才首次超过4%这一国际最低标准),百岁老人雷洁琼曾怒斥1987年教育经费被挪用。国家对教育的不重视,造成大批儿童辍学,上大学更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正是对当时进大学的写照。由于教师收入低,队伍不稳定,人才大量流失,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令人感动的是,有识之士忧虑民族兴亡甚于自身的贫困,北京三中的聂老师含泪说:但最让我“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里的乞丐,痛心的还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教师素质下降,这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在《中国青年报》上也痛切直言:不重视教育的人将成为千古罪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学生高呼:“丁校长好样的!”我们支持你!轰动一“丁校长,”时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和《国殇》,振聋发聩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

腐败也是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从党、政、军到社会的全面彻底的腐败,而主要是“双轨制”催生出的“官倒”现象。官倒本质上是“权倒”,他们倒卖土地、项目、批文、矿产……几乎无所不“倒”,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

1987年我去部里时,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造成了一个沉闷的低气压状态。1986年底的学潮只是暂时平息,1987年元月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党籍,这股浪头最终导致了胡耀邦被迫辞职。这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让知识分子感到阵阵寒意。他们的情绪在我面前袒露无遗。

在六局我只是个过客,但这两年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经历,却让我全过程地观察了海上热带小气旋是怎样发展成12级台风的。

截然不同的两位副部长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胡耀邦总书记下台,激起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步高涨的不满情绪,同时,一些不切实际的、过激的言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无疑,统战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89年4月的一天,阎明复部长召见一局的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研究室的任涛主任,还有六局的我,研究应对当时复杂形势的对策。阎部长先传达了中央常委胡启立与加籍华人、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的谈话,彭提出中央领导层应与方励之对话。阎说我们对不同政见者应该有个清晰的指导方针,让我们几个局室搞一个方案出来。他让我们打消顾虑,大胆去想,有问题他负责。这个活儿具体派给了一局的王彦君和六局的沈冲。次日就拿出了初稿,标题是《对处理党外知识分子朋友中的不同政见者的几点建议》,我认为写得不错,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做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法。

但主管副部长看后很不满意,尤其对“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以往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一句批得很重,认为我们太右,坚持让推倒重来。这位主管副部长是老统战,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坚持认为当前仍应遵从党的一贯方针,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团结中间派”,因此对右翼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本能的反感。有次开座谈会,我请了文革史专家高皋参会,这位主管副部长质问我为什么邀请高皋这样的人来统战部?我急了,说:“知识分子反感被称为统战对象,每次开都要我们三请四请的,现在他们肯来,是由于觉得在统战部可以说些真话,他们的意见有渠道反映上去。”后来主管副部长在一次会上说:“陶斯亮对统战理论的理解,猛听上去有点道理,实际上是违背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的。”

几天后,常务副部长李定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们按主管副部长意图修改的关于“敏感人物”的做法第二稿很不满意,说我们还是旧观念,本质上把这些人当“臭老九”,视为圈外人,而我们统战工作就是要把圈外人拉到圈里来。他又认为我们太“左”。

两位副部长的意见相去甚远,让我很为难,但心里还是认可李定的。李定是统战理论家,有修养有水平,很受阎部长倚重。1989年,他主动承担了部里干部行动的一切责任,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部级干部。这是后话。

李定对我们的批评我们是服气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敏感人物之我见》交差了事。该文核心要点是:1.提出对“不同政见者”的定义,要慎用这顶帽子。2.对方励之这样的不同政见者在处理原则上以法律为度。3.对绝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以爱国为界。4.对旗帜性人物要重点做工作,要下大功夫。

“京丰宾馆会议”觅精英

六局是由一局的党外知识分子处演变而来,所以一成立就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朋友队伍,有些是国宝级的大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程思远、吴祖光、萧军、沈湘等。还有一批是在各自专业出类拔萃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许嘉璐、梁从诫、刘西拉、王立平、韩美林、梁晓声、傅敏、郑也夫、何新、刘世定、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兆纲等。我们还与一些“异见人士”或“敏感人物”有所接触,如方励之、金观涛、温元凯、许良英等。

除了邀请这些朋友开会议政,在内部刊物上反映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外,逢年过节我们还要备些薄礼登门慰问。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贴在门上的一张小字条,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各位访客,因本人年事已高,请将谈话时间限制在两小时。”我看了直乐,九旬老人接待访者如此宽松,还要张贴告示,足见老人是多么较真的一个人。就因他这种倔强的、对是非曲直死磕到底的性格,使他吃尽苦头,也赢得了人们的崇敬。

当时,我们局的朋友的特点是大(大学者)、老(老知识分子)、名(知名人士),感到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很巧,时机很快就来了。

1989年2月,由全国青联、青年经济学会及体改所联合举办了一个“十年改革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当时还是全国青联常委,故受邀参会。李定副部长布置给我一项任务,到会上物色一批有议政能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青年精英,以扩大六局的朋友队伍。

会议在京丰宾馆举行,故而也称京丰宾馆会议。这个旨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会议,议题之深、阵容之强,可说是万众瞩目。参会人数超过400人,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蜚声中外到初出茅庐的各路精英。还包括了诸如严家其、包遵信、戴晴、温元凯等有争议甚至参加过“31人签名”的一些学者。党内的中青年干部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刘延东作为会议组织者(也可视为日后冉冉上升的政治精英)也悉数到会。赵紫阳派他的秘书李湘鲁,儿子赵二军也“潜伏”于会,认真旁听。可见这个会是多么的风光,它本可以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相媲美,然而后来在各界准备隆重纪念莫干山会议30周年之时,京丰宾馆会议仿佛被人遗忘了,上网查,只有一篇纪念它25周年的文章,出自新华社记者仲大军之手。

会后我向部里提交了书面报告,对会议有赞赏也有批评。首先,我肯定了整个会议民主空气浓厚,畅所欲言,与人大、政协“两会”的沉闷气氛形成鲜明对比。整个会议的热点是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讨论议题有好几个,但与会者都拥到政体改革这一组,致使经济改革、文化建设,甚至连通货膨胀等热门话题都受到冷落。这是会议组织者未料到的情况,这反映了在经改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希冀从政体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态。而会议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于此,两三百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上显得单薄,更拿不出方案来,种种看法均难达到共识。相比之下,对新权威主义的辩论要透彻一些。许多有见识的青年精英对这种无理论准备,无队伍架构的状况很焦急。虽然京丰宾馆会议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却是啼声初试。

在会上,周其仁有段受到热烈欢迎的讲话:“现在为政治体制改革焦头烂额的人太少了,而轻飘的人又实在太多了,我们许多号称精英的人似乎还不屑于做扎实研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根本性的弱点,那么人民将来只好与‘精英’们告别。”

而我的收获是完成了李定布置的任务。青年经济学会秘书长给我开列了一份推荐名单,他们是周其仁、邓正来、李盛平、孙立平、陈越光、周舵、黎鸣、谢百三。我如获至宝,回部后登记造册,列为六局的新朋友。

很快我们就领教了这些精英的口才、学识和思辨能力。记得周舵第一次来统战部,是何等的少年意气啊!他不屑地对我说:“你们那一代人是迂腐僵化的一代!”噎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可叹的是,也正因为六局的缘故,他们中一些人的命运从此改变,有的甚至遭了大难。而最令我痛心的,他们几乎都被追究与统战部特别是六局的关系。25年了,作为六局当时的负责人,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歉疚。今天我要说句公道话,他们来统战部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是我们请进来的。他们只是忧国忧民,一腔热血,他们起初的动机只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25年过去了,社会上出了不少时尚的青年“新星”,可惜他们只是部分人心中的偶像,而不是国之精英,从这点讲,周其仁在京丰宾馆的那段讲话的指向性并未过期。上世纪80年代精英的特点很鲜明,他们清贫但富有理想和使命感,他们了解民情国情,强烈地想改变这个社会,目的很单纯。他们的学风踏实、不浮躁,这些人对国家政策制定和对民众启蒙的作用,至今尚无人能企及。当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上,现在的研究和著述要比那时系统、完整、深刻得多。

向总书记反映情况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自己的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还在为“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我也当面听过紫阳在广东时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说过“赵紫阳绝顶聪明,我们当中没有哪个能超过他”。

虽然父亲与紫阳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为私人关系,两家鲜有来往。倒是他来北京后,由于我家就住在中南海边上,子女间走动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时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从到六局后,我再跨进他的门槛就“别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进部里刚3个月,就去探望了他。当时我刚于6月份参加了由企业家杂志社、新观察杂志社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召开的“深化改革座谈会”,会上提出深化改革要从理论突破入手,并第一次碰触了“所有制改革”这一禁区,时任总理的赵紫阳竟也关注了这次会议,并认为深化改革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那些观点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我调到党外知识分子处后不久,便到北京人艺搞调研,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艺术家于是之、蓝天野、林连昆、顾威……。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比普通人更普通,简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爷大叔。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清贫,但他们最强烈的诉求却是解决职称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可。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

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左邻右舍》《吉庆有余》《遛早的人们》,后来又送过《狗儿爷涅》。紫阳叔叔还真看了这些录像,他说他比较喜欢《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后来北京市文联书记告诉我,文化部、中央职称办和市职称办均下到人艺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不受框框约束、实事求是地评,并且人艺的高级职称名额不得低于文化部直属的艺术团体。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我认为你还是适合“紫阳叔叔,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紫阳轻轻叹口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他还问我群众是否认为我们这个党很腐败了?我说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他又问:“群众究竟希望体制改革改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我没回答清楚,因为那时谁也想象不出彼岸是什么样。他又问我阎明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态度。我知道这个问题敏感,于是含糊地说“他很慎重,比较稳”。

1988年下半年,社会上和知识分子当中,流传着针对赵的很多谣言,主要是说赵的孩子搞“官倒”,还说赵的总书记位子也将不保。船到深海却要临阵换船长,我预感到情况不妙。10月的一天,我与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阳叔叔,向他反映了社会上对他的儿子们的流言。他说:“本来我还有点儿信,责令他们不得参与任何与商品沾边的活动,但你今天说起大军,我反而放心了。”大军是赵的5个子女中最老实的,事后了解所谓大军犯事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趁机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理由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又聊到经济问题,这是赵最擅长的,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也没有摆脱周期性衰退,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摆脱经济过热不断调整这条规律。我国5年一调整,1958年大跃进,1963年调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当总理后,1981年调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调整;1987年又面临过热,但感到形势还不错,因此计划内的不做改动,主要压缩计划外的这一块。现在看,计划内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计划外的,整个社会的基建规模和消费膨胀。今年年初,想索性把价格放开,现在看,欠妥。调整和价格改革是两回事,可现在撞到一起了。外国人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不是学者固守自己的学派,我是领导人,就得博采众家之长,今天用这个派,明天取那个派。现在各种物资大战,哄抬物价,国家一统起来就好了。

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回忆那段经历,我至今都希望当时那些见面确实为最高层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从而善待知识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尾声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阎明复是个很有个人风格的统战部部长,这个被我母亲认为是最“天真”的人,对谁都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严厉地指出民主党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时,也都带着真挚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党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赖和尊敬。但在统战部内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对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这样的问题上不认同他,甚至反对他。我认为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有几位这样的部领导让我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武连元就是这样的人,他曾长期从事核工业工作,有着工科生特有的严谨、理性和务实,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会尽全力去保护你的政治生命。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有些人认为,“部领导开会,你没解决好‘谁统谁’的问题,不适合再留在统战部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回答说:““谢谢武部长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我选择主动离开。”

就这样,1991年过年后,我一个猛子就扎进了中国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游弋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群——中国市长,以及中国最弱势群体——贫困残疾人之间。这给了我一个多角度看待中国的立场。《中国慈善家》杂志将我与彭丽媛、王建林、马云、徐永光、马蔚然等10人,评为“2014年中国社会推动者”。实在惭愧至极!我何德何能,竟能与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我女儿说:就你没“人家都用真金白银去推动社会,钱!”我想这是对我20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所付出的心血的认可吧!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炎黄春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1220/6633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