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与苏联的联系，毛泽东与高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了。在工业和经济、党务等问题上，他们之间就已有过了重大分歧。最终，高岗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为毛泽东对立面名单上的第七名。本文摘自克莱尔·霍林沃思所著《毛泽东和他的对手们》，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
高岗发表讲话时留影
许多专家如今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乐意参与朝鲜战争，还有别的原因。尽管毛泽东的那些将军中间从没有哪个人想以军阀自居，毛泽东有时候还是担心他们中间有人会这么做。朝鲜战争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以通过把大量部队派往东北，从而改变国内有潜在危险性的政治军事权力分配状况。另外，行政官员和军事指挥员们还可以利用这次“外国威胁”来加速国内的改革。
还有一点就是：朝鲜战争不幸给中国的外交方面带来了一个不利条件，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打进了更大的一个楔子，迫使中国不得不进一步密切同苏联的关系。
在政治和工业领域，也有一些麻烦和整肃事件，它们最终导致高岗的垮台和自杀——在毛泽东那张对立面名单上，高岗排在第七名。高岗的倒台对毛泽东个人的影响很深，也明显削弱了党的领导集团。因为这位能干的行政官在陕西根据地——它在长征结束时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块立足之地——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高岗是在1948——1949年间升任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员的。当时，别的将军不是随林彪南下，就是到平山县（后来是北京）毛泽东的司令部担任正职角色去了。高岗是在六大军区划分之后唯一身兼四种——军队、党、政府和经济——关键职务的人，也是曾经单独与控制着东北的铁路以及旅（顺）大（连）港口的苏联打过交道的人。高岗曾经“接管”过东北，并且亲自与苏联谈判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易货协议，用大豆从苏联换取当时急需的工业设备、卡车、汽油、纺织品和药品。尽管俄国人拆走了东北的许多工厂，但它仍然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随后，高岗又成功地使用铁路复通，为1950年开始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输送器材。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东北又对中国入朝作战部队起了后勤基地的作用。
高岗在种种事情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以致被人们誉以致有很少数人才能得到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美名。尤其是，作为第一块“解放区”的“老板”，高岗除了在工业方面取得成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1952年11月，他作为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局的一位成员应召进京，领导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仍然保留在东北时担任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职务。
虽然高岗与苏俩的关系很好，但他还是受到控告，说他与贝利亚——即让人痛恨的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有勾结。这些说法并没有完全为人所疑。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在整肃后生存下来的高岗的朋友们还是声称：高岗只不过是“应邀”向贝利亚汇报过当时在东北铁路上工作的白俄分子的活动——当时东北的铁路正在按苏联铁路轨道的标准进行改造。高岗以前的一位助手说，1949年高岗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曾经提出，他愿意支持巴满洲搞成一个与苏联有密切联盟关系的独立国家，实际上也就是搞成像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蒙古那样的国家。据说，高岗当时断然拒绝了这种主张，使得斯大林十分恼火，最后放任这条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说是高岗曾听到过这个建议。这是斯大林因高岗缺乏热情而对高岗的报复，但他的动机是什么，却仍然让人费解。
毛泽东显然因为高岗没有对他说过斯大林的主意而感到生气。这件事很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与高岗之间的裂痕，因为本来几个月以前在工业和经济、党务等问题上，他们之间就已有过了重大分歧。
高岗以前的一位支持者提到的另一种和传说是：虽然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很好，但斯大林还是用某种古怪的方式暗示毛泽东，说是高岗与自己大关系过于密切，已经到了危害毛泽东健康的程度。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即俄国专家在中国东北的工作深深感动了高岗，为此，他一再提出说莫斯科管理重工业的方法比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那些方法要有效得多。的确，高岗曾强烈主张“一人管理工厂”，反对当时中国正在试行的各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他在继续强调集中国家资源来发展重工业的至关重要性时说：“委员会无法经营大型企业。”高岗的最后一个重要报告是他1950年9月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在那个报告里，他主张要更加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高岗垮台的日期可以确定为1954年1月20日，即列宁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当时，他与毛泽东之间在基本经济战略——即应当给重工业分配多少资金——以及国家行政方法、党务机构的管理（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上的一件分歧，已经持续了一年或更长的时间。他公开的声明说，他认为，把党的书记放在优先地位、党的书记可以撤销工业领导人，这些都是“荒唐的”。
当时，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用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流行的方式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的做法。与此同时，刘少奇除了谴责“某些高级干部（官员）”把他们的工作的地区“看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或独立王国”之外，还号召重新回到集体领导上去。从这类文章开始出现，到高岗正式受到警告和整肃，之间经历了一年时间。
而且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作为他叛党的最后表现”。除了“据说的”高岗的“同谋犯饶漱石（饶是中央委员）”，还有其他七位高官因为在“反党集团”中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党。另外还有未点明的高岗的支持者和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也在高岗倒台后的几个星期内被撤职或降级。
70年代初期，中国人曾经公开议论高岗的罪行。据说，他企图在东北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联盟的半自治区；也有人说他甚至更坏，企图当一名勾结苏联的卖国贼。清楚无疑的是，没有什么严格的证据可以构成高岗的叛国罪。但却有一个证据证明高岗突然与毛泽东在个人关系上发生了破裂。这种破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造成的，即：自从开国大典以后，毛泽东越来越不愿听到反对他本人的不同意见。像在延安窑洞时期那样鼓励别人对他的讲话提批评意见、鼓励个人讲自己的观点的日子，在毛泽东身上已经成了历史。他周围的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据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讲，毛泽东当时只允许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自由地对他提批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