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化大革命始于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举世皆知的的。不过，不为人知的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创作《海瑞罢官》的人并非吴晗而是上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吴晗因《海瑞罢官》被批判时因此叫起了屈，周信芳被供了出来。“红都”上海竟然出现了如此反革命，张春桥感受到了危机，周信芳的悲惨命运注定了。本文选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作者金大陆。
文革时期批判《海瑞罢官》宣传画
一
2015年1月，为纪念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诞辰120周年，由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麒艺流芳”系列活动。张春桥在文革中折辱这位麒派大师的经过和深层原因，值得重新反思。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即指示《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注意收集反映。不久，传来吴晗抱屈的声音，提出上海的周信芳在1959年就率先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并在上海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舞台上进行公演。张春桥接报后，赶赴上海京剧院，当众斥责周信芳演出《海瑞上疏》是“为民请命”，指认戏中出现的大雨伞，就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同时布置徐景贤领衔的写作组，撰写批判《海瑞上疏》的文章。
张春桥为什么如此急迫呢？显然，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张的职责管辖之内是理由之一。更紧要的则是批判《海瑞罢官》的矛头针对吴晗背后的“司令部”。所以，其蕴含的政治目的既不能因京剧《海瑞上疏》而引向戏剧学术思想的讨论；更不能因上海周信芳而遮掩和分散对北京吴晗的瞄准。所以，必需将两者捆绑在一起，甚或强调南北呼应，将吴晗推到更突出的位置上。当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同日，毛泽东还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泽东的谈话不仅是对《海瑞罢官》和吴晗的定性，也是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定性，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劫难逃。
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5月又发表了署名“方泽生”的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该报“编者按”指出：《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疯狂进攻”。如此，周信芳便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其实，《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都是奉旨之作。1959年4月，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倡导为坚持真理而“五不怕”。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上海锦江饭店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并送《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书，建议上海编演一部“海瑞戏”。周信芳接受了建议，率京剧院编创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该剧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剧目，于1959年9月30日，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周信芳以精湛的麒派艺术，塑造了海瑞的舞台形象。继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紧随形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并与马连良联手编演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南一北的呼应，就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赞颂的“海瑞精神”。殊不知，情随事迁，云谲波诡，奉旨之作竟成了“继续革命”的祭品。
二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北大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文革从高层政治博弈进入了全面发动群众的阶段。上海各高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声援北大。同时，揭批本校“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亦纷纷上墙。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张春桥兼任组长，姚文元、徐景贤等为组员。市委部署在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6月10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动员全市党团员及广大群众，“最坚决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春桥与曹荻秋、马天水等出席大会。会上，抛出了周信芳、贺绿汀、周谷城等八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周信芳成为上海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老虎”，连续遭遇隔离、抄家、批斗，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潮中，周信芳还被押上无轨电车空中线路修理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
如果说，这是通过打倒“死老虎”，企图显扬并证实文革运动的成果。那么，形格势禁，随着各种代表人物、各种利益群体、各种社会力量，在此“革命造反”的舞台上上上下下，至1967年下半年，文革运动的整体态势已日趋复杂化了。1967年10月14日，张春桥亲赴上海京剧院强调“周信芳是到死也不会改变的，重点应搞周信芳”。之后，张春桥还于10月16日全市报告会上、11月19日和25日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连续四次点名批判周信芳。周信芳早因文革初期的“海瑞戏”而成为“死老虎”了，张春桥为何还要在这个时候，将周信芳挂在炮口上呢？原来，“死老虎”可以成为“活靶子”，可以成为转移方向，化解造反派内部裂痕的借端。
就此，张春桥借批判周信芳，向上海的造反派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文艺界阶级阵线不清”，尤其在上海京剧院，“那里周信芳的势力根本没有打下去”，而两派小青年“双方的人就干呀，整天斗。那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这样消耗了我们革命派的精力。”“你们两派青年斗，把个周信芳放在一边没人管，周信芳就舒服极了”。所以，张春桥指示：既然两家“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关起门来，咱们两家开一个会”，通过“斗周信芳，在这样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张春桥的布局中，打周信芳这个“靶子”不是要害，更不是目的。而要害是尽快结束造反派之间的“内斗”，目的是联合起来，以稳定局势。
其二，“斗周要与刘邓陈曹联系起来”。张春桥说：“陈丕显、曹获秋根本不认账，什么都要翻案。我们的同志对这些问题不关心了。”“这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其实，刘邓之案在中央，对从上海起家的张春桥来说，陈曹之案才是他的心头之患。以至张春桥数次在电视直播中，察看陈曹的表现，并认为一年多来，他们的“本事也学会了”，“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比如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张春桥说：要允许陈曹申辩，否则就“没有味道了”。缘此，张春桥承认陈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可从来没有轻视这对手。”周信芳已无足轻重，通过周信芳指向陈曹则此事体大。
其三，1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将修改党章（草案）任务交给上海，并连夜电话通知在沪的张春桥。25日，张春桥即宣布成立“上海党章修改小组”，张任组长。张春桥在会上说：新党章由上海写出后，上报给中央，再发动全国讨论，交给“九大”通过后，就“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共同遵守的规章”。至于为什么交托给上海？张春桥强调：上海是毛主席的“可靠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主席的一生想法能在这里实验”。至于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张春桥说：文革“这一年半来，对党来说，就是一个整党、整政、整军的运动。”而“中心活动还是整党，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张春桥解释：主席提出“吐故纳新”，说明“我们党至少是一部分单位要重建的”，所以整党“也有一场激烈斗争。”接着，张春桥又把“死老虎”周信芳当作“活靶子”揪出来，声称刘邓陈曹把“周信芳这些乌龟王八蛋也拉进党里来”，整党就是要“抱着严肃的阶级斗争观点”，清除这些人。同时，希望“如果愿意继续做党员、团员的”，“就严格地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至于造反派中的非党员，何时“加入到毛主席的党里面来”，这关系“工人造反派的阶级队伍的建设，阶级队伍好了，党的问题也有办法”。所以张春桥说，毛主席称赞了上海的工人阶级。但张以为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掌权了，有的开车去游泳，有的到外地游山玩水，这“距离主席思想太远了吧！”“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就出问题”。恰如当年国庆庆典时，张春桥看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脑脑们，坐着轿车鱼贯而入，曾严厉地质问：是不是明年就要搞“三反”、“五反”运动！
如此，周信芳成了整党的对立面，成了整党“吐故”的对象和“纳新”的警示。实际上，张春桥是借周信芳这个“靶子”，来展开并阐述文革整党的思路——党员要通过整党，在思想上向文革运动的政治路线看齐；准备入党的造反派则要在行为上，坚持为“公”的“党员的标准”，将这两个方面契合起来，目的和路径则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继续革命”的党。
由此可见，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张春桥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实质上是借助这一个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步步紧逼地指点造反派的行动。
1967年12月7日，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在上海杂技场召开了全市性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终于，周信芳因为“海瑞戏”遭揭批成了“死老虎”；又因张春桥校对文革运动的方向，成了“活靶子”。1968年，周信芳被关进了牢狱，其夫人裘丽琳一病不起，并祸殃儿孙两代，弄得家破人亡。
三
中共“九大”后，文革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当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讨论落实“国庆宣传”的任务时，仍不忘在“大批判”中揪住周信芳。张春桥说：当前怎样开展革命大批判？上海正在批判周信芳、贺绿汀、斯坦尼、凯洛夫。但是外国人不宜批得太多，不必要在远程中多花笔墨。被张春桥称为“南霸天”的周信芳，处于楚囚对泣，束手待毙的境况中。
继而，因毛泽东批示了“六厂二校”的经验，在“清理阶级队伍”等方面提出了“注意政策”、“给出路”等工作要求，上海各方面开始对运动初期及“清队”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进行甄审，这也就牵涉到了周信芳的定案问题。
1970年6月，有关专案组回复上级诘问周案的情况，称周信芳“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个问题没有定”，接着，再呈上一报告，称“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就不戴帽子。”显然，这应该是周信芳专案组根据形势研判后，向上级报告的意见。6月23日晚，张春桥召集王洪文等讨论周信芳的定案问题，张春桥表示：“别的不要去说他了。就‘海瑞上疏’这一条就是个现行反革命。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不戴帽子呢？实际这种右倾倾向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这个家伙不戴帽子，这个家伙如果是能解放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翻了嘛！”6月29日，张春桥在听取“清队”运动的工作汇报时，再次表态：“我对公安局可有意见了，有些案子一到他们那里就完了！”“周信芳根据什么定人民内部矛盾？我就定他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这种人不在判不判刑，要看效果，这些人社会效果就是反革命，他可能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但他就是反革命，他写反动文章和戏，他是用演戏来反对革命的吆！”就此，专案组做出将周信芳“定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永远开除出党”的结论送审。就是面对这个一曲一折的定案意见，张春桥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能承认”，“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第二个批判的是周信芳，他和吴晗一样，一根藤上的两只毒瓜，这个《编者按》就是我张春桥写的，照你们这样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重新搞”。
张春桥在毛泽东“给出路”的示意下，依旧死死地揪住周信芳，要给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非因为周信芳的“历史问题”不可解脱，“现行问题”不可饶恕，要害恰恰在于周信芳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紧紧相扣，即若是周信芳解脱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松动了，其性质、意义和结果就有危险“给翻了”。所以，给周信芳定性，就是给文革加锚，不许为文革翻案。
毛主席都表态了，张春桥为何还要如此死倔呢？包括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批复了大量的申诉信，解放了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张春桥仍相当介意。1974年建军节前，张春桥和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向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平反。接见中，张春桥特别对吕正操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有错误的嘛”。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陈丕显“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张春桥一面强调“似可作”，说明陈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处理则“考虑作为内部问题”。一面通知上海方面抓紧为贪腐而处理的老造反潘国平等“落实政策”，要让陈看到他的“老对手还在”
张春桥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就是要在更宏观的方向上集聚文革的政治力量，坚守文革的政治路线。检视文革十年间，中国政坛上各路政治力量的交集和博弈，包括1966年的所谓“资反线”一路，1967年的“二月逆流”一路，1971年的“9·13”一路以及文革后期的“右倾翻案风”一路，甚或“粉碎四人帮”的一路，几乎都是或抵制、或违迕、或背弃文革政治路线的。只有张春桥、江青等，从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到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再到起草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着文革路线。张春桥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功勋，在人脉方面没有实在的资格和地位。张春桥所以能升迁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既靠文革运动起家，更靠攀附于江青，领悟并阐释晚年毛的思想，为文革运动做出理论的标示。张春桥的政治生命全部投注于文革中，怎能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张春桥的行事风格是坚决的，这就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张春桥的行事风格又是没有弹性的，所以毛泽东去世，张在政治上必随之而亡。
现在回到对周信芳的定案问题上。1970年11月，按照张春桥的指令，专案组重新定案指认：周信芳因1959年上演《海瑞上疏》，配合“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和“污蔑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因‘退功’糟蹋演员青春”，而定案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清除出党，交群众监督批斗”。后因定案的个别措辞没有确定暂缓宣布，1974年3月，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追查此事，专案组向周信芳作了宣布。
一年后的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凄然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