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父亲是我的朋友，当年我们同被打成“右”派，无奈“右”派的儿子却是极“左”派的孝子贤孙，杨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本文摘自一九九五年八月号香港《动向》杂志，作者王若望，原题为《杨振宁丑角当定了》。
杨振宁与其少妻翁帆
王淦昌不是老糊涂
七月十一日香港《联合报》刊出“王淦昌受杨振宁愚弄”的报道，其中讲到杨振宁得知王淦昌列名于“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杨振宁迫不及待地前往“做工作”，从八十岁老人王淦昌那里弄到一封信。我们从公布的信中即可看出他是遭受到压力而敷衍了事的心态，他老人家讲到：
“此次签名事件，实受人愚弄，今年五月中一天早上，他来我家（即发起签名的主持人许良英）言目前处境不顺，希我帮助呼吁，代以宽松处理，我本着与人为善、发挥和蔼的愿望，在未详察其请求信的内容即签了名……我深恨自己在政治上反应不敏，以致造成此次事态。”
从信中“与人为善，发挥和蔼的愿望”这句话，人们可以理解这位老人家并不是老糊涂。同时，对杨振宁这位博士，在事件之后如此紧逼，如此积极地甘当丑角，却深感人心！
宽容的呼吁引来了不宽容
关于四十五人签名要求中共对“处境不顺”给予宽容的呼吁，中共不但不宽容，而且以更粗暴的侵犯人权作为回应。许良英等人于《世界日报》七月三十日报道那份签名书发表以后就遭到种种迫害：
“五月十八日下午，刘刚弟弟刘勇和原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武运学要来看我，直至一个月以后，刘勇来电话，说他们那天刚进我家电梯就被警察扣留了，他在扣留所关了一个月；武运学至今下落不明。”
“五月二十一日晚浙大有位研究生，找我谈她的毕业论文，她下楼后被警察扣留四小时，直至午夜十二点才放她回家。”
“五月下旬，在呼吁书上签名者先后有七人被警察传讯，其中黄翔、王丹、刘念春三人，至今仍被关押。”
“至于许良英同一楼，有六位签名于呼吁书上的邻居从大门到楼梯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守护神’监视着。”
上述这一切，表明中共与宽容无缘，倒与蛮横密不可分。这是不是中共的强大自信呢？只能说，这是专制政权无法克服的神经过敏和虚弱。
杨振宁的小丑嘴脸
笔者撰此文，标题是“杨振宁丑角当定了”，如果只有上述愚弄王淦昌老师的事件，“当定了”就有“定终身”之意。话说离上述事件前五个月，九二年五月，《明报》刊出“请杨振宁讲理”一文，杨回答香港电台曾智华的提问，说：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对于实际情况往往不清楚。如果魏京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十二亿人民的生活都不利，所以我希望魏京生不要得到和平奖。”
正是海内外兴起推荐魏京生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签名活动的时候，杨振宁如此寡廉鲜耻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定了专制王朝走，以为诺贝尔和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不清楚实际情况，似乎只有杨博士才知道。为什么魏京生得了和平奖，就会对经济成长和十二亿人民生活不利呢？号称科学家的杨博士可否提供一点科学常识呢？
怪不得中共要把杨博士当作“国宝”，古之士大夫有帮闲、帮忙之称，这个国宝比上述两个“帮”要高一级，称作“帮凶”才不致辱没了他！
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两种人
谈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谁榜上有名，本是那个国家和民族引为骄傲的至上荣誉。自设诺贝尔奖以来，中国杰出人才得奖者，在近一个世纪不过五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达赖喇嘛，而达赖在公布其得奖时，只说明归属于西藏，他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李在台湾受教育，而杨则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是国民党一级战犯杜聿明的女婿，中共方面为了争取李政道、杨振宁，连根深蒂固的阶级界限都不管了。
从人们的感情上，诺贝尔奖获得与可耻、丑角、卑鄙等人格低下的形容词搁在一起，总觉得难以接受，感到？？扭。每当国际上声援某个国家受迫害的政治犯、思想犯，众多的诺贝尔获奖者常常以重量级身份对该国专制政府发出强烈抗议的声音，最近的例子就有缅甸的昂山素姬，上个月她的获释，似乎和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给缅甸军政府施加压力有关。很遗憾的是，援救该国被迫害的政治犯的队伍里，独独不见杨振宁的影子！
演讲集竟突出与李鹏合影
许良英先生根据史实解决了我的困惑，他举例说明杨振宁那样的丑角并不多，但不是没有，他举出勒纳德、斯塔克，他们虽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却都是纳粹的帮凶。又如意大利的马可尼，自愿为墨索里尼卖命。
南开大学出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扉页竟然印上杨和李鹏的合影。对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将自己的论文集献给八九年“六四”的死难者（以上引自七月三十日《世界日报》世界论坛许良英的长文）
就在本人撰此稿的日子，七月三十日新华社又报道“杨振宁被聘为厦门大学的名誉教授”。
杨的父亲杨武之是我的朋友，杨武之老先生与本人同被打成右派，也属“处境不顺”一类。无奈右派的儿子却是极“左”派的孝子贤孙，武之老先生地下有知，大概要骂他的儿子是孽子吧！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