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湖北，安徽、天津、四川、陕西等多个省市大员高呼“习核心”，纷纷表态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人民日报发文强调要“铸就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核心幕僚栗战书更于1月27日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强化核心意识”，“绝对忠诚”。这是继邓小平江泽民被尊为“核心”后，多年来中共再度出现“核心”这一说法。官员官媒高喊“习核心”，是政治上的奉迎拍马，还是反映党内高层共识？胡锦涛时代不提的说法现在重提，是反映习近平的个人好恶，还是折射中共领导模式的长久变化？
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在美国之音节目中分析认为，“习核心”称呼出台，可以解释为习近平权力更进一步，更可解释为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中纪委点名处分《环球时报》总编辑，就是一个风向。一山不容二主，“习核心”出场，“江核心”就该退场。这是习江权斗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中共素来有表态政治，地方官员中，有人表了态，有人没表态，有人观望。极权政治下，经济政策越是失败，政治上越是收紧，当年的毛泽东和如今的朝鲜金氏政权都是如此。习近平总揽朝纲，包括经济决策大权，这样做，也有不小风险，因为，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难以推给替罪羊。中国经济出问题，人们不会怪罪李克强，只会怪罪习近平。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在同一个节目中分析，有关“习核心”的表态，不是一种单纯的宣传手法，而是一种新领导模式的建立，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不再慷慨地允许官场腐败，以降低统治成本，在经济困境下延长统治。共产党国家的统治模式，刚建立政权时都是集体领导，随后开始个人崇拜和政治清洗，走向领袖个人专权，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如此。这种统治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全部资源达到快速工业化的目标，同时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低工资、低福利，是一种低成本统治模式。但第一代领袖去世后，后继者无法延续个人崇拜，同时，为了另行建立继任者的合法性，必须对前任领袖作某种程度的批判，也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同时允许政治精英通过腐败获取物质利益，这就把低成本统治变成了高成本统治，因为给经济利益会严重消耗当局的资源。高成本统治维持到一定阶段之后，因资源耗尽或经济基础动摇，当局不得不收回给政治精英的部分好处，从高成本统治再变成低成本统治，中国现在的反腐就体现了这种需要。
程晓农说，当局要重回低成本统治，取消以往对政治精英们的慷慨，最高领导人只能通过建立个人威权，用个人专断逼迫精英们让步，把统治集团内部的统治模式从收买变成威压。而习近平通过军改来巩固军权，再加上反腐压力和效忠表态，就有可能建立起个人威权。在江胡时代，各级官员可以发财，花天酒地；而到了习近平时代，不许各级官员多捞好处，谁不顺从，就以反腐败为名实行政治清洗。官场怨言四起，不是官员们活不下去，他们只是舍不得过去20年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罢了。官员们虽然懒政，但不敢犯上，因为反腐产生的政治恐惧可以迫使他们对领导人顺从；再过几年，他们也就都认了，要在官位上坐下去，他们只能乖乖地听话。这种统治模式的改变，不是暂时之举，而是方向性逆转，因此，反腐败将成为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