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中国语言与文学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刚刚翻译推出的《方励之自传》英文版一出版，就得到了多种好评。
长期报道中国新闻的《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多次采访过方励之的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发推，用英语世界最强有力的语言发出了最强力的推荐：
“One of the bravest，boldest and best Chinese dissidents was Fang Lizhi. His autobiography is now out in English.（中国最勇敢、最大胆、最优秀的异议人士之一是方励之。他的自传现在出了英文版）。”
学英语的人知道，在英语里，单音节的词被认为是最干脆有力的，而一串押头韵的单音节形容词的最高级叠加（bravest，boldest and best，都以字母b打头），则是力上加力。
《方励之自传》英文版的书名是：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中国头号通缉犯——我从科学家变成国家敌人的历程》）。
读《方励之自传》英文版，即使是一个自信或自诩并不多愁善感的中国人恐怕也难免会觉得又骄傲，又悲哀。
骄傲之后更悲哀
骄傲，是感觉与有荣焉，因为中国人也有方励之这样的毫无争议的世界一流学者和科学家。方励之是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并领导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研究团队。宇宙学研究在中国本来是空白，但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方励之和他领导的团队硬是把中国的宇宙学研究推上世界先进水平。
说完了骄傲，就来了悲哀——当今中国方励之这样的一流学者太少。
当然，这里的悲哀或许会被指责为过于感伤，too sentimental。因为要说这种世界一流学者太少，即使是拥有这种学者最多的美国也担心并时常大叫自己拥有的太少而不是太多，并为此挖空心思在国内大力培养，在国际间竭力罗致。
话说到这里，就说到了中国人的悲催处（悲催，中国网民用语，意为“悲惨得催人泪下”）——作为一个科学后进国，中国本来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就少得可怜，但中共当局硬是要竭尽全力，对少得可怜的一流科学家竭力摧残，竭力打压和消灭，竭力把方励之这样的比凤毛麟角还稀罕的科学家赶尽杀绝，杀不了就放逐国外。
在《方励之自传》英文版的后记中，林培瑞写道，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授，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纳大学任教期间受到中共当局的全面封杀，“即使他写的纯科学的文章也不得发表。‘方励之’这三个字不能在任何书或文章中出现。”
为了政治，为了一党之私而禁绝科学家，禁绝科学，这种疯狂的愚蠢或愚蠢的疯狂，或曰这种邪乎可谓中国历史上的奇闻。中国人幸也不幸，直到今天还生活在这种奇闻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依然是审判伽利略并给他定罪的宗教法庭的中国。
参照世界历史观察方励之在世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则更有助于理解林培瑞这两句话看似简单的事实叙述应当是多么惊人。
科学与人文
在1989年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示威者、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对鼓吹自由和民主的方励之夫妇发出通缉之后，当局不满足于将方励之夫妇流放国外，又操纵它所掌控的中国科学院剥夺了世界一流科学家方励之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的称号，并禁止方励之对中国的科学进步做出任何形式的贡献。
与此同时，人们也知道，中共当局所师法的苏联共产党政权虽然也很疯狂，而方励之的苏联同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也跟方励之一样因公开提倡人权和民主而令苏共政权恨之入骨。但苏共政权始终没有剥夺萨哈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也没有剥夺萨哈罗夫发表科研论文的权利。
面对这种他躬逢其盛的世界奇景，生前总是喜欢抓住一切机会推销科学研究思路的方励之假如依然在世，大有可能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一个量化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马列主义自西向东转播，是否越传播越邪乎？
这里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可以设定为东经经度（从0度到180度），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则是起源于俄罗斯的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政权的邪乎程度（可以用共产党政权处置科学家的手法差异来衡量）。研究假说则可以是，“马列主义的邪乎程度随着东经度数的增加而增加”。
这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是，假如上述研究假说获得证实，那么，今后一个只是具有看图识字能力并能分清左右的幼儿（小学一年级学生或幼稚园高级班儿童，甚至是有足够训练的猴子或鸽子）也可胜任国际投资银行政治风险评估部高级主管（且胜任愉快），对通常需要高级学位和高级专门知识才能评估的政治风险做出大致不差的可靠评估，从而显著减少国际投资银行工资成本。
的确，就共产党政权处置科学家的邪乎程度而言，苏共确实不如中共邪乎（因此，苏共不剥夺萨哈罗夫苏联最高科研机构的成员地位，但中共剥夺方励之的中科院院士地位），而中共则不如平壤共产党政权邪乎（因此，中国一度还会让方励之出头，但平壤金家政权则不会）。
由此可见，上述的社科研究假说并非胡思乱想，而是正经的研究假说。但过去三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中共政权在邪乎方面正在迅速赶超朝鲜金家政权，所以，上述假说在今天或在可见的将来能否继续成立，还有待于认真的持续观测和研究。
林培瑞到底是人文学科的教授，对上述需要简单数学和统计学的重要社会科学问题不置一词。但也很有可能的是，中文功底深厚的林教授信奉“点到即止”、“意在言外”、“一切尽在不言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方励之多彩多姿
林培瑞教授是方励之多年的老朋友。方励之用英文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政论文章大都是他翻译的。
多年来，英语世界以及广义的外部世界知晓方励之，主要是知道他是中国的一个著名异议人士，还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并把方励之跟苏联的著名异议人士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相提并论。
在《方励之自传》英文版前言中，林培瑞试图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方励之的另一面，这就是方励之在人文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方励之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上中学的时候就获得过作文奖。这种才能在他的写作中显示出来。他富有深刻的洞见，又能用栩栩如生的细节予以表现。他完全诚实。其他中国作家或许在上述某些方面超过他，但没有人能企及他的深度和广度。从他在北京小胡同的童年经历，到他跟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过招，方励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我们的向导。他解释了老北京如何运水，农民如何抓猪，为什么中国头号科技大学的学生在1980年代中期要站着吃饭……”
的确，读《方励之自传》，随便翻开其中的任何一页，都可以看到既逗人发笑又启人深思的奇妙段子或故事。方励之是一个讲故事的超级好手，语言富有幽默、智趣、诙谐、讽刺、挖苦、嘲讽、自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听他讲话，读他的文章，人们感觉就像观看美不胜收的焰火，各种绚丽色彩令人眼花缭乱，思绪飞扬。
例如，林培瑞提到的方励之一度下乡当农民捉猪之事：
“毛泽东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经讥讽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知识，因为他们不会种田，不会杀猪。每次批判知识分子时，中国的报纸上大都会重复一遍这个经典论述。我想，到1958年夏天，我们这些中国的第一批下放干部，就已不再会被上述的歪理所动了。…就以猪论，毛泽东认为了不起的杀猪大事，完全不是难手艺，特别是对一头已被绑好而不能动的猪。困难的倒是在田野上捉猪。春天要放猪。猪与羊不同，羊总是成群地行动，容易照料。一群猪则常常因抢食而发生内讧，四散奔逃。这时，放猪者必须追上并赶回每一头猪，把它们再团结在一起。追猪是不容易的，虽然猪体肥腿短，但跑得并不慢。我的百公尺跑的（顺风向的）最高记录是12.5秒，但我追不上一只跑疯了的猪。可见，捉猪还要难于杀猪。毛泽东的杀猪圣言，只证明他自己大概没有养过猪。很多圣言之所以令人畏惧，那是因为没有机会真去试试。”
方励之自传的每一页都是这样的寓教于乐的段子。可惜的是，世间已无方励之。
中共当局不但在方励之活着的时候将他放逐国外，而且也在他去世之后继续放逐他，不准他的名字进入中国。
方励之，中国人的骄傲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