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组织由于成员在政治、社会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出现不同的派别：1、老红卫兵，2、保守派，3、造反派，4、极左派;到1966年底，在大多数城市，造反派已经发展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别。
造反派，既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词汇，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含义的词汇。它既是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团体的特定称谓，也是对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的专门描述。
造反派是与保守(保皇)派相对而言的，它的存在与消亡是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相连的，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造反派几乎就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这种理解是对造反派广义概念的理解，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十年中，造反小将横扫一切，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各种方式批判和破除他们认为的“封资修”，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工厂，整个中国都被这样的一场“大民主”的运动卷了进去。但是造反派并不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产生的，而是脱胎于红卫兵组织，并且始终与红卫兵紧密相连。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和红卫兵组织人员的不断扩大，几乎整整一代青年都参与到红卫兵组织，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快，这支队伍中间由于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造反派红卫兵就是其中主要的流派之一。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的主流，并且逐渐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1966年10月后，除红卫兵组织外，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为辅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的取代了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角地位。1967年1月上海，在毛泽东认可后推动并扩展到全国的造反派夺权运动，即“一月夺权”，是造反派发展到最高峰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全面夺权的开始，造反派与保守(保皇)派在政治目标和认识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并逐渐由辩论等形式的“文斗”发展成武装械斗甚至动用武器的“武斗”，并造成一定范围的混乱。大规模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67年中央文革下达九五命令，军队介入支左，组建了以军人、被解放的老干部以及造反派组织的代表为主的，也叫“三结合”的新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之后，造反派逐步走向消亡，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寿终正寝。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为流传的口号中，有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所以提到这句口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造反行为，都是以它为依据的。造反派的名字，也是从这句话中引申来的。“造反有理”是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一句话，原文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清华大学附中的中学生在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后的第一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说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在他们遭到反驳后，很快在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成功的使红卫兵组织站稳了脚，并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此后通过第三张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使这句话传遍全国。
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及造反派红卫兵的产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由此催生出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随后，在8月18日至11月26日期间，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打鬼借用钟馗”。红卫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批判、斗争、夺权的话语及行动权力。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红卫兵组织由于成员在政治、社会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出现了不同的派别：1、老红卫兵，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显著特征是多由干部子弟组成，宣扬“血统论”;2、保守派，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保守派多由出身较好的，即所谓“红五类”人员组成，依靠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3、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中共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多出现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到1966年底，在大多数城市，造反派已经发展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别;4、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是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新思潮逐渐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极左派”。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共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派划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
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大致是具有这样两种经历的人。一是在运动的最初两个月，被领导运动的党委或工作组批判、冷落，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这些学生被批判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后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著名领袖的，多曾经冒犯党委和工作组的领导权威，他们或者批评学校领导的某些方针政策，或者认为党委、工作组的领导人有政治问题，他们受宣传媒介的影响，常常崇尚群众的自发性，主张比工作组更激进的作法，如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同样被工作组批评，但是他们的处境与老红卫兵迥然不同。老红卫兵被认为是不听指挥的左派。而他们则被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这些敢于向党委和工作组挑战的学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学生因为“白专”、“思想反动”被批判，或者因为“思想落后”、出身问题、表现不积极而受冷落。二是另一类学生加入造反派是因为受到血统论的歧视和压抑，或者仅仅因为反对血统论。在北京多数中学，造反派起源于对老红卫兵血统论的反抗。在其他地区，如上海、广州，批判血统论也是中学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学生得到平反，他们组成造反派，攻击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压制过他们的党委、工作组、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运动的锋芒真正指向了党内当权派。
1968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基本上都被分配到农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各学校以大联合的“红卫兵团”正式代替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组织，但作为造反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卫兵运动则是彻底结束了。
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性造反派组织
在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组织的主流派别时，随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步伐，除了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造反派红卫兵以外，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行业人员为辅的群众性造反派组织，以飞快的速度遍布全国各地。并在造反派红卫兵推出文革舞台的时候，接过了“造反”大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第一次检阅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以及随后发生的“安亭事件”，则是工人造反派兴起的标志。文化革命一开始便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动的，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称号。而无产阶级的核心是产业工人，这符合共产党的一贯宗旨，很快，工人造反派被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在人数和地位上很快超过了红卫兵，使得文化大革命迅速向深度和广度蔓延。原来只局限于青年学生中的因对文化革命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派对立，很快向社会扩张，即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区分。两派之间的斗争方式由学生式的大字报被更简单原始而又直接了当的方式——武斗所代替。1966年12月底，上海工人造反派发动了文化革命中全国第一次以革命名义取缔对立面组织的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从此全国各地武斗烽烟四起，武斗手段从拳头棍棒上升到枪炮炸药，发生了多起影响全国的武斗事件，如武汉7·20武斗、重庆百日武斗、广州7·23中山纪念堂武斗、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等等。1967年底至1968年底，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在“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重新归属于所在单位的行政组织，以“三结合”(解放军代表、被解放的老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形式参加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不复以组织形式存在。唯一例外的，只有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直到1972年自上而下的改组为“上海工代会”，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组织系统和所有的人员，这才走完了它全部历史的最后一步。因此可以说，上海的“工总司”是第一个走上文化革命舞台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又是最后一个退出文化革命舞台的角色。
群众性造反派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不同，他们主要是针对十七年的不公遭遇、受压制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初期被打压而造反的，所以，他们造反的目标就是本单位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或多或少免不了要争取公正和公平，诉说冤屈、争取权益或者搞所谓“经济主义”，这和率先起动的造反派是有着明确区别的。这一点从他们命名组织上，也可见一斑，如在北京建立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上海临时工、外包工组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工司)等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一是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中，也有人成立或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如当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美国学者，1944年-1979年期间曾长居在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就是典型代表，文革时期，他是造反派“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导，有成员70余人，基本上都是外国专家。二是在1965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波及了邻国日本，甚至日本共产党内部也分裂出亲中派、反日共派，学生、工人等社会阶层中间也出现了激进的左翼派别，并一度出现武斗现象。
造反派的特点
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虽然组成人员中有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而且分布于全国各地，但是他们生长于同一时代，又有着相同的信仰目标，所以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既“怀疑一切”又强调个人崇拜
“怀疑一切”思潮在造反派形成之初就达到顶点，当时造反派最常引用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造反派敢于对许多权威进行怀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几乎都遭到造反派的怀疑和“炮轰”，甚至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连周恩来都难逃被怀疑、被“炮轰”的命运。
但是，造反派的“怀疑一切”并不是什么都不相信，因为他们同时又非常迷信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所写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1966年9月7日)一文中说：“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
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表现?造反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造反派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更是在个人崇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造反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己任。而且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往往在个人迷信方面表现得比一般民众更加狂热。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之一，八一五派一开始就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二）“大民主”与不民主
文化大革命由于长期接受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影响，长期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被灌输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反对折中、公允、调和”等思想。造反派在大字报、传单、小报和广播中经常出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或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身攻击、乱加罪名“无限上纲”的内容，在批判时总是要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施以武斗或私刑，随意抓人、抄家。造反派大多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遭受过迫害，但在起来造反后往往会对批斗对象进行变本加厉的打击迫害。造反派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对“保守派”批判当权派，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批判真包庇”，对当权派的检查，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检查真反扑”。也正因为如此，造反派内部往往因一点小小的意见分歧就会上纲为“原则斗争”，就要“炮轰总部”，甚至拉出人马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别。
（三）暴力
因为长期接受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造反派信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因此在语言和行为上都带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都是当年造反派的流行口号。很少有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过打、砸、抢活动，虽然打砸抢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土改时的“贫农团”，三反、五反时的“打彪队”直到1966年“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的早期红卫兵之类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那儿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却被造反派毫不含糊地学到了，用上了。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发展为暴力冲突，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当然，造反派的这些特点，有的在“保守派”以及当权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只是表现形式及内容各有不同特点，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