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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者资中筠 八旬老人对“爱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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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和外交史专家、86岁的资中筠说:“爱故土、爱民族、爱人民,不等于爱朝廷。”“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北京当权者政治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在“亚文革”中炒得很热,也是香港红色化(赤化)宣传的一个话题。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北京思考型文人对“爱国”有另类解说。

资中筠曾说爱故土、爱民族、爱人民,不等于爱朝廷。(网络图片)

“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北京当权者政治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在“亚文革”中炒得很热,也是香港红色化(赤化)宣传的一个话题。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北京思考型文人对“爱国”有另类解说。国际政治和外交史专家、86岁的资中筠说:“爱故土、爱民族、爱人民,不等于爱朝廷。”

在〈中国人爱国爱什么〉一文,她写道:

“朝廷、政权是民众推选出来为保护国土安全、民众的根本权利和福利,促进民族兴旺服务的,如果做不到,甚至起相反作用,是完全可以替换的,人民没有非爱它不可的义务。而‘助纣为虐’正与‘爱国’背道而驰”(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105/399.html)。资氏曾撰文倡议“再启蒙”,呼吁独立思考、超脱“颂圣”的造神运动(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50514.htm)。

流氓无产者以整人为乐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J. J. Rousseau,1712-1778),引述英国文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话:“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在资中筠说“爱国非爱朝廷”之前,有些学者引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一语,述评“一党领导”体制下“爱国主义”的虚伪。韦大林的〈“爱国”是如何成为贼的〉说:“在‘爱国主义’的金字招牌后面,不仅隐藏了流氓无赖,还隐藏了……暴君……唱红打黑、维稳强拆、太监、贪官等”(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813-2.html)。

韦氏说的流氓无赖,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称共运史)常提到的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阶级,见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收入此术语。所谓流氓无产者,原是指无产阶级的最底层,没有财产、知识程度低,或也没有正当职业者,如流氓、地踎、扒手、盗墓者。后来,泛指流氓型的贫困者(也有非贫困的知识阶层),大都奸诈、善钻营,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告密的“积极分子”,以“拳头出罪名”和以“爱国”之名“忠于领袖”闻名。列宁毛泽东的红色革命,吸收了许多流氓无产者,有的还当了官,如二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北京思考型学者,借用共运史的流氓无产者“躯壳”,描画当今“爱国者”的虚伪。韦大林把高喊“爱国”的狠斗者视为精神太监即政治太监:“崇拜并依附于领袖的精神太监,他们习惯于响应领袖号召,学习领袖指示,感恩领袖栽培,充当领袖的工具,歌颂领袖的‘丰功伟绩’,迷恋、热爱领袖领导下的党权国家。……失去了自我和思考能力,只有在领袖的召唤下,他们才会热血沸腾、激情燃烧,感到自己还活着,还有价值。”

北京作家木然也触及流氓无产者:“高喊革命理想,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那些人……是毛泽东主义信徒,去打人,去杀人。他们穿上共产主义理想的外衣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野蛮人。……在精神上完全听从领袖的摆布”(http://muran.blog.21ccom.net/?p=453)。

朱大可的〈告密者:一种历史幽灵的闪现〉,述评以告密为乐的“爱国者”:“告密……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近期在台、港、陆轰动的周子瑜事件,也被视为以“爱国”之名告密抹黑他人的流氓无产者行径。

爱国非盲从献媚违民意

思考型学者之质疑“爱国主义”,是因为中共十八大后政局向更左方向转,回到毛泽东造神的老路;在造神的个人崇拜之下,强化思想意识控制和“爱国主义”政治教育。

上述的主调,突显“爱国主义”以“爱党”为首位。在执政党大于国、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高度集权,顶层的家长意志或地方的长官意志,形成不同层级的一言堂;所谓“爱党”实际是顺从家长意志或长官意志,民众只能“听党的话,按主席(总书记)的话办事,做党的驯服工具”。“爱国主义”既然以“爱党”为第一要素,当权者以“党”和“爱国主义”为名发动的政治运动、发布的政策和政令,民众只能盲目听从,以致许多违背常识和科学、侵害民众利益的举措,成为失去理性的所谓群众运动,如1958-1960的大跃进和全民炼钢,水稻亩产从二三百斤吹到13万、17万斤的“丰产衞星”。

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之下,跟着毛泽东发疯把铁窗、饭锅丢到“土高炉”烧焦充钢铁,才是“爱国主义”;怀疑大跃进、全民炼钢和“丰产衞星”,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恰如《贞观政要》描述的官场之弊:“谗谀竞进以求媚,……直言正谏,以忠信而获罪”。奴化人民的社会控制,是思考型知识分子无法接受的。爱国,不是对家长意志、长官意志的绝对顺从,不是闭上眼睛拥抱“极左的一套”、逢迎政治权要的个人崇拜。

责任编辑: 王笃若  来源:信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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