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学者、人民大学前校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新书《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中称岳阳楼是一家“青楼”、《岳阳楼记》是送给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为了“抓权和搂钱”、“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范仲淹的金融创新就是“与民争利”等系列标新立异的观点公开发表后，引发海内外许多华人网友的强烈不满，大陆著名青年作家张一一亦于博客撰文《岳阳楼是一座“青楼”吗》对此逐一予以反驳，许多网友纷纷跟帖谴责陈雨露不负责任“丑化岳阳楼、矮化范仲淹”的系列雷人观点，要求陈雨露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向全国网友公开道歉，引发网络热议。
在《驳陈雨露：岳阳楼是一家“青楼”吗》一文中，作家张一一指出，岳阳楼前身为三国东吴大将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军楼，得名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极盛于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陈雨露称岳阳楼是“青楼”的一系列观点完全是空穴来风凭空臆想。
至于陈雨露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送给“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的观点，张一一认为更加站不住脚，因“马屁”一般指下级对上司的阿谀奉承，而时为“巴陵郡守”的滕子京不过是一任厅官，范仲淹当时却贵为“参知政事”，等同于副宰相（相当于副国级或省部级），因而陈雨露有关“范仲淹拍滕子京马屁”之论难以自圆其说。
另外，对于陈雨露认为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的十条施政方针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称“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范仲淹的金融创新就是与民争利”之说，张一一更是义愤填膺，在文章中表示“陈先生凭空臆想舍本逐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端对范仲淹的历史功绩和人格操守进行极大歪曲全盘否定，未免有失做人的厚道和治学的严谨”，认为金融专业科班出身的陈雨露在涉及到一些历史和文化问题时“理当考据更加充分严谨，并把这一种务实的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推陈出新，雨露均沾，而不是哗众取宠、戏说人生。”
张一一表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的根基，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弘扬中国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对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而陈雨露作为国内的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却公然对“先忧后乐”的民族精神予以错误的解读，对岳阳楼进行戏说，对范仲淹进行丑化，既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利于中国梦的实现，在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等许多的英雄人物形象都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抹黑攻击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后，承载了近千年中国优秀精神的岳阳楼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绝不容被歪曲，陈雨露应当反思。
各地不少网友和范仲淹文化研究者也对陈雨露把岳阳楼定位为一座“青楼”并极力贬损范仲淹人格节操之举表示极大不满，纷纷谴责陈雨露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过于浅薄和不严肃，“请问陈校长陈行长，你见过有把青楼建在城门上的吗？”亦有不少网友认为出版社应该立马召回《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一书“以免混淆视听荼毒更多读者”，更有网友表示陈雨露对刻意丑化岳阳楼、矮化范仲淹造成极坏社会影响之举应该有一个公开表态，“我们认为陈先生还欠岳阳楼和范仲淹一个正式道歉”。
对于陈雨露方面多日过去既不道歉也没有任何表示的消极态度，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际，作家张一一日前以一个普通岳阳市民和范仲淹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聘请了律师起草了《民事起诉状》将陈雨露告上法庭，要求其在不少于全国十家主流媒体对全国网友公开道歉，召回《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一书不再出版发行，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15元。
以下为摘自《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的相关原文：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若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