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周恩来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周恩来工作照（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陆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大陆，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意很快就冲着美国人表现出来。会谈取消，合作停滞。基辛格看出，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他随后几次来中国，中方“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拖时间”。毛两年没见他，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基辛格再见到毛，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事宜时，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为毛还会感兴趣。但是毛说：“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不谈。”那年年底，福特访问中国大陆，毛礼貌地接待他，但没什么热情。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见下图对比图）。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 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问中国大陆。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眼睛快瞎了，身子不听使唤，走路要人扶。毛不想把周逼急了。
周手术一个多月后，得到惊人消息：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只有两年可活。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
毛有了死期了。知道了这一点，周恩来变了，对毛，他不那么害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