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简政放权举措连连，但“基层却存在与市场、社会接不好的问题，监管虽然得到了强调，但在监管上确实力不从心。而管好可能比单纯下放难度更大，紧迫性也愈加突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肯定近年来简政放权成绩的同时，如此解析实践中的不足。
许耀桐参与编写《中国改革报告（2015）》的行政体制改革部分，报告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布。
在许耀桐看来，除了“肠梗阻”、“放责不放权”等问题外，简政放权还应注意编制与职能的动态调整。上级向下级放权，就意味着原应由上级承担的工作改由下级承担，但下级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资源配置却没有跟上，而现有资源无论是资质还是数量，都无法应对新的职能。尤其是在“编制总量不增加”的红线下，如何调整，更为关键。
简政放权之后，“具体监管什么，怎么监管”，许耀桐认为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理论储备还是很不足。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监管之所以总体上到位，就是在于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边界有一套明确的理论，既要维护社会权利，又要保护公共利益，在公私之间有法律界限。而当前中国政府监管则传统色彩浓厚，监管有过度的动机，方式方法也比较简单粗糙。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性质、编制和发布等也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许耀桐指出，很多地方是以通知的文件形式提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政府和大众都心存疑惑。”如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仅是对政府权力和责任的清理汇总，在具体行政行为上没有太多规范意义，那么，清单也就仅仅是满足于完成政治人物的需要了。
另外，清单制定缺乏公民参与。许耀桐说，“如果缺少社会参与，就会变成政府的独角戏，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收不到便民的实效，最终背离改革目标。”
简政放权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尤其又是以基层最为突出，接不住接不好，许耀桐分析，直接原因在于上级政府下放权力时并未与下级进行充分协商，没有考虑下级的实际，有的审批权力实际行使的可能性小，有的则是将事务下放，由下级承办，加重下级负担。“我国行证体制的集权特征决定了这种放权的单方性，上级占绝对主导地位，下级往往被动接受。”
所以，许耀桐建议，横向上应该继续做好大部制改革，纵向上无论是中央对省，还是省对县市，都需要以法律形式合理确定职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基层做强做实，实现权责对等，在体制上可以强化县的权力。
从更深层次而言，这与强化顶层设计的改革原则不无关系。许耀桐说，“顶层设计”是相对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提升，“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体现的是不同的认识论，而顶层设计要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民主的决策机制。”
在许耀桐看来，“摸着石头过河”导致的问题要害在于，没有汇聚各方利益关切，而顶层设计则必须要有各方利益的表达沟通机制，充分平衡各方利益。
“民主是改革得以成功的核心，无论哪一个方面改革的顶层设计，最终都是指向民主机制的，可以说民主机制的建立就是最高层次、内涵最为深刻的顶层设计。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基层首创，才具有意义。”许耀桐说，之所以在基层一些简政放权改革实效不明显，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权力下放与地方能力匹配问题，没有考虑到财政和编制的保障，“顶层设计中民主层面考虑不够，也间接导致基层首创难以有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