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卡缪曾言：「一切重大的行动与思想，在萌芽之初都是微不足道的。」今日回想港英年代政府的管治之道，也确是如此。对于一个殖民统治者而言，他最需要担心的是殖民地的叛乱，为了根治或者阻止叛乱，他大可以跟从马基维利《君王论》的说法，来个「人走地留」。偏偏，港英政府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每个危机和动荡的时刻，抓紧机会推行改革。即使没有动乱，政府都希望尊重以华人为主体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农历新年被列为公众假期就是一个例子。
那些年，中国爆发文革，数以万计的难民从不同途径涌港。驻守边防的中共军警拿枪向逃走的难民扫射，港英政府反而实施抵垒政策。中共高层得悉涌港难民潮后，为阻止情况持续，一手枪杆一手笔，开动国家机器宣传香港是人间地狱，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黑社会横行、最大制毒贩毒基地、自杀者世界有数」，但仍难阻止人民用脚投票。
难民连年涌入，导致香港出现大量违法僭建的木屋，居住问题成为港英政府当时的首要难题。六七暴动后，当局促成委员会调查暴动成因，报告书第510段就清晰指出难民问题对香港的影响：「我们同意居住问题对本港绝大多数居民是十分重要的。在有难民涌入的其他国家中，居住问题是『人的问题』最明显的迹象，香港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个由中共造成的难民问题，港英政府无义务解决，但继徙置区计划后，再推出廉租屋计划，1973年成立房委会和推出十年建屋计划，1976年开始居者有其屋计划，受惠人数达到过百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逃港和难民问题亦成为过去。不过中国的对内改革，没有因对外开放而向前多少，「英国多坏，中国多好」的宣传从未停止。对于大逃港的历史，亲中一方的看法，就只有港英政府怎样剥削华人来发展香港经济。英国人做的任何好事，在中共眼中都是坏事。例如彭定康推行政改，会被曲解成破坏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英国政府关注李波事件，则被曲解成干预中国内政。
大逃港不是港英政府引起，李波也不是英国绑走，彭定康推行政改是香港内政，与中共何干？然而歹徒看见，就用他们的一贯思维大喊「问题来了」。确实，香港到处都是问题，但问题都是中共引起的，凶手却不以为然，反问「香港若乱，谁更心疼」。梁特师承中共，人有人性，党有党性，好斗之余不忘诿过于人。梁家妇女遗留行李，过在机场职员；记者越洋追访，罪在新闻自由；机场声誉受损，错在示威群众。这跟中共常说「英国多坏，中国多好」一样，是对象不同罢了。
来源：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