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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三十年吞吃补贴无数养活了谁?

—小岗村真相:小农经济+输血打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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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小岗村是中共树立的农村改革典型。近日,中共给小岗村经济输血打气,实际树立的却是假典型的真相文章网络热传。小岗村三十年来吞吃政府无数补贴,其中在90年代一笔就1,300多万元,如今村里农民收入仍低,人心溃散。有说法称,这些补贴的钱最后全流入了当地政府的腰包。

政治课本教导我们,改革开放源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举措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学校的洗脑教育之外,“敢为天下先”的小岗村也被媒体“神化”——几十年来,各种党报党刊、电视媒体、报告文学、纪实小说都在竭力鼓吹小岗村的经济奇迹、改革勇气与制度的优越性,他们不断地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私有制万能”、“一分就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充分表明: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联合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方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小岗村与华西村的情况,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本文原标题为《真相:小农经济+输血打气——兼评〈小岗村的故事〉》,曾刊载在微信订阅号《盗火》上。作者通过批评《小岗村的故事》这一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破除了迷信,打破了神话,解放了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真正的小岗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农村改革的历史逻辑。

小岗村神话的小船,还真是说翻就翻啊!由于本文过长,暂发上篇,下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将陆续刊载,以飨读者。

历史往往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对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人民公社时代,小岗村的原队长严宏昌,和原安徽省委书记做出了不少的评价与否定。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两个风云人物也不妨做一点评价。

小岗村分田单干这颗特色蛋,砸向毛泽东时代,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颗特色蛋作剖析,看看究竟是件什么东西。

乡村三十年来的两极分化与“三农问题”的尖锐存在,已为本文提供客观事实的依据和支撑,也不是什么纯理论层次的问题了。

一、小岗村,三十年到底吞吃国家人民的多少钱财?

安徽省小岗村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字,曾以“摁红手印冒死也要分田单干的行动”而名躁国内外。三十年来,一直戴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桂冠,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安徽省陈桂棣、春桃俩作家隆重推出扛鼎之作《小岗村的故事》,本想为小岗村再贴一片金,再唱一支新颂曲,谁知失算于“人意”与“天理”的法则,将小岗村从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吞吃数以千万元计的巨额钱财和盘托出,让全国农民看出这个“金身菩萨”的老底。因此,我们特别感谢这夫妻俩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从而联想到小岗村的顺口溜,什么“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当时是出名的,曾一时迷惑不少人,现我们不妨来一首《小岗村沉浮图》应对:

大包干,大包干,三十年,三十年,

直来直去不拐弯,输血打气常保鲜。

分田分牛分公产,“第一典型”中了邪,

一心折腾要单干。“偏穷乱散”翻白眼。

第一笔,在合作化与人民公社的三十年里。该书的第59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

按着严宏昌供出的吃粮数据,可以计算出从1966年至1978年,小岗村13年的粮食总产才35.07万斤,那么,每年粮食产量仅有2.6万斤。全村土地1000亩,荒芜500亩,仅种植500亩,那么平均亩产仅52斤;全村115人,每人均生产粮食226斤。直截了当地说,小岗村在整整13年时间里,国家供应着救济粮、生产工具和耕牛,每一年却生产如此低的亩产和人均产量,实属全国罕见——罕见得令人生疑!

全中国当过人民公社员——包括我们知青在内,面对小岗村这种生产水平,很难很难相信——在安徽省的同志能否专门调查小岗村及附近村子在新中国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个严宏昌所提供的事实疑点太多——很有点白天活见鬼听鬼话的感觉。“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就是因为合作化、集体化不合心意,小岗人就自私互斗到这种非人性程度,宁肯躺着饿死或者出门敲花鼓去讨吃逗狗咬也不顾,整整13年少出力、不愿干,让集体田地几无收成的程度,还是人吗?“饿死老娘不吃种粮”是中国农村的千年古训,小岗人连五、六万斤种粮都吃个精光,靠国家供给种粮,还是人吗?

如果是人,生两只眼睛,长两个耳朵,难道不知道当时全国有个大寨吗?过去在解放前,也是“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700亩地散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一二百斤。可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寨人当家作主,向穷山恶水开战,一步步前进。1963年遭了七次灾害,他们拒绝了上级救助的物资和款项,全村60多劳动力齐上阵,夺得了亩产704斤的重大胜利。从1952年至1963年全村粮食自给还向全国交售175万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7000斤,年终分红值1元以上。难道没听说过吗,小岗人?文革中大寨更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修稳产高产田800多亩,植树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里,建水池6个,开渠道28里,所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石坝能从大寨到北京一个来回。小岗人听了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脸红?小岗村,同大寨以及全国多数村子一样,头顶一个蓝天,都是在一个制度里劳动,为什么自己干不好,该不该扪心自问?当然从根本上说,小岗村搞不好,主要责任在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造成小岗人一盘散沙,根子在队干部的极端自私与无能。总而言之,小岗人没有吃的,敲花鼓当叫化子遭狗咬,队干部应负主要责任。

是的,在新中国建设与创业期间,即到1978年,确有讨饭的,但是人数并不多。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将流浪乞讨人员安排在各省44个农场的只有1.6万人,再加上没有收留在农场的充其量不过10万人(可后来的2003年63.5万人,2004年119.6万人,2007年203万人,2008年224.5万人,都比1978年多百倍)。是的还有各地农村人民公社,也包括我们插队的昆明市郊区也有相当落后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占10%左右。虽然落后得令人头疼,但党政各级领导都从各方面努力,促进转化,从未言过放弃。像小岗村许多村民“逃亡和饿死”,笔者在农村工作二十年闻所未闻。退一步讲,信其有,但也是全国罕见,根本不能代表全国广阔的乡村和五亿劳动农民的全貌,更不是全国普遍现象。

这里建议小岗人想想,在自己曾年年直至十三年吃着其他人民公社、也包括大寨村生产的公余粮;用着毛泽东时代供给的耕牛、生产工具,该不该有点感恩之心?该不该“吃水不忘挖井人”?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随口乱骂人民公社及政策,乱骂毛泽东时代,不符历史事实与情理;胡乱咒骂,而且骂了三十年,是阴损缺德之事。小岗人不能再糊涂了,当今三十年没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靠山,全国农民,包括你们小岗人就朝不保夕,生活动荡,顾头难顾尾。这难道不是沉重的教训?

第二笔,1984年,在上调北京的万里兑现“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承诺的时候,村头忽然出现24间新瓦房。

该书的第143页自觉坦白叙写:

自从一九八O年万里进京之后,就再没有来过小岗。他曾答应过小岗人,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随后的一九八四年的四月,曾传来了万里要来小岗的消息。凤阳县委、县政府为此也忙了一阵子,考虑到小岗虽有了不小的变化,主要还只是变在吃饱穿暖上,家家户户住的仍然是茅草房,路也很差。县里就决定拨出一笔专款,为小岗改换新装,可是县财政捉襟见肘,不可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鉴于村子西头是进村的必经之道,就出资为严立付、严立华、严立坤、严立学、严金昌、关友江六家,各翻盖了三间瓦房。因为严学昌家人多,翻盖了六间。

小岗村的人分田单干多年后太不争气了,致使万里当时檀口一声诺过上美国日本农民的日子,成了水中的月亮而已。凤阳县委政府的领导,对属地小岗村的真实情况是最清楚的,他们思来想去动用国家——人民的钱财为小岗村,在路边建盖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新瓦房。这种“临时烧香抱佛脚”,不知是表功?还是一种无奈?或许兼而有之?总之,小岗村分田单干多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形成对凤阳县委政府领导人一种压力,一种制约——什么叫守土有责?当年的省委书记现在中南海的京官万里会不会发问:“为何没有将小岗村领导好,建设好?为什么还住风吹就动的老茅屋?为什么比公开贬斥的大寨村差距还那么大?为何没有过上美国的、日本的标准呢?”……所以动用国家即人民的血汗钱来补台,让京官不尴尬有面子!凤阳县委政府领导,堂堂皇皇将崭新的二十多间全呈亮瓦房一顺溜地建在村道边,第一眼看了舒畅得很呢!来来往往的政客与佳宾看见了这排体现大包干的正确和成果的新瓦房,谁也就一百年不动摇了,也不怀疑了!

其实真实的答案非常清楚,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胜似《水浒》中的“武大郎,就是拼命抬上墙头——上不去下来容易,”除此有什么能耐和结果呢?小农经济的冲天干劲不过是昙花一现,几年后就是徘徊的势态,小岗村是如此,分田单干后的全国农业也是如此,后边我们将详尽分析。

凤阳县委政府领导还忽略一个严重的后果:无偿送给24间新瓦房的两重性,既为小岗村保鲜增光,也激活小岗村乞讨瘾,还引起多数住茅草屋的村民怒愤。就因为那个力挺者万里光临小岗村,天上掉下馅饼——不出力不淌汗不挨狗咬,也能轻轻松松得24间新瓦房,这让小岗村人眼睛一亮,心里一动,谁说“天下不掉大馅饼”?谁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小岗村就成为事实!这不劳而获的6户新房将沉寂一时的乞讨历史搅了搅,从此旧病复发,难以收拾,终于成了小岗村向社会不停伸手二三十年的顽症,而且相互争斗此起彼伏。

第三笔,1993年后经省人大代表严宏昌游说,安徽省委的主题联席会作出承诺:支援一千三百多万元!

该书第13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他利用会间的一切休息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拜见到会的各位厅级领导,重要的,他还会不厌其烦地进行‘家访’,向他们介绍小岗的现状,求救于各位领导,希望他们支持小岗,为小岗的发展指点迷津。

……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人大主任孟富林)‘有许多问题,他已是深思熟虑。他先后讲到了小岗村的交通、教育、供电、电讯、水利、农业科技、村办企业以及农贸市场等方面的现状和自己的设想。……小岗村的发展已引起了省里众多部门的高度重视。会上可以落实下来的,方方面面支援小岗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有关资金,便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

孟富林设宴请严宏昌吃饭。孟富林动情地说道:‘宏昌啊,你打破了安徽省历史上的三项记录:第一,省委没有为一个村解决实际问题召开专题会议的先例,这是头一次;第二,也没有因为一个村解决这么多资金,和这么多问题;第三,省委更没有专门请过一个农民吃饭。’

孟富林的话,打动了在座的所有人,也纷纷过来与严宏昌碰杯,表示要向勇于改革的小岗人学习,致敬……(该是众多厅局长神情错乱了,小岗村包干15年因穷来当叫化子讨钱,居然一个个来碰杯,要向小岗学习致敬,这份恭敬不是很搞笑吗?——作者注)

……

严宏昌想:他在会上首先提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小岗村修一条路,不说方便小岗人,现在来自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参观者,踏着‘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

……

直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在孟富林召开的那次联席会议上许多厅局承诺的援助款项,一直不见下来(上级与下级不是在上演忽悠闹剧吗?——作者注)。严宏昌去参加安徽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时,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询问小岗发展专项资金的调拨情况。这份提案,引起许多代表的关注,最后有十三位代表联合在上面签了名,很快,严宏昌就收到了滁州市政府的答复涵——目前已投资六百六十一万元。”

可是所承诺的巨大的财政拨款,小岗人可以看到的,除盖了一栋上下两层的村委会办公楼和村头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牌楼,外加帮村民拉院墙,村民还是出了500元钱的,一共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

“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这句话看似普通无奇,但充满政治智慧。别看分田带干带头人、原队长严宏昌是一个普通乡村农民,实际上他洞察各级党政领导内心的好恶,也深知他这句话的作用与份量。这句话暗示,各级党政领导说好听点会“心领神会”,说难听点“会知趣的”!——既然你们坚持吹捧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是以我们村子为起点,依托我们村大包干的各义,加紧在全国城乡推开与实施,那么我们这张“王牌”岂能无偿使用呢?我们这些摁红手印的带头人难道不该回报?各有所好,双赢双赢!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孟富林,当时也太爱动情了,扶持小岗村改变面貌的力度也够大了,可是当两年后仅落实六百一十万元时,乞讨人严宏昌当然不高兴,心里嘀咕“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须知当时省委召开会议承诺的是一千三百万元呀!由此可见,叫花子也难当,总是要的多而得的少;“施主”更难当,给也不错了还赚多赚少,说三道四!“叫花子”若要追究到底施主不是太没有脸面嘛!

第四笔,1997年,解万里之忧,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村”加入援助大军,仅修路和农科改良就得140万元。该书的第154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上海《解放日报》社建议召开的‘两村联动发展会议’在凤阳举行。开会那天,张广友(同万里一起出道,后升《中国农民报》总编辑——作者注)受万里委托,专程从北京赶过来,并在会上宣读了万里的贺词。贺词说:‘凤阳县小岗村和张家港市长江村结成对子,联合发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小岗村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长江村在改革中得到了发展,小岗村走出去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结对子,这是加快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子。祝两地在共同发展中结出硕果。’

会上公开了长江村和小岗村联动的方案,大体是:一、两村协商在村内修一条横穿全村的水泥路,并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修建完成(长江村捐助120万元修建“友谊路”——凤凰周刊);二、长江村出资二十万元,帮助小岗村进行农业、农副产品的高科技改良;三、小岗村每年供应长江村六十万斤稻米,按市场价执行,以解决长江村缺粮(这个村缺粮得靠小岗村供应,胡编得很可笑!——作者注)困难;四、长江村提供资金,技术,小岗村提供劳力,兴办两个企业,作为长江集团公司的配套厂,利润留在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等等。

小岗村大包干二十年仍没有出现“形势自然会大好”,这真让退休的万里内心不宁静,到处求救成了唯一的妙计。

对带头分田单干的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现在安徽夫唱妇随作家又是钦佩又是称赞,封为“小岗村的新闻发言人”,其实这个评价偏低了。他可是小岗村的一位杰出诗人,顺口一段“我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县、地、省书记听后无不点头折服。而且他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很精。社会既然夸赞小岗村,好、很好!小岗村面貌依旧需要输血打气,找到谁,谁都会慷慨解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道各级官员不懂这个理!——“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杨(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即是一高招。他创新的名言“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尤其比较能打动官场。此论传开,一长串书记及书记的书记,即刻付诸行动支援,连退休多年的中南海领导人万里不甘落后,花白的脑袋常常摆出不少金点子。严宏昌跻身中国一流心理学家之列。

第五笔,1998年,总书记亲小岗村视察的时候,一大串“政治礼品”应接不暇。该书第15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这一回不大一样,一场让小岗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拉开了序幕!其工程之浩大,速度之快捷,不仅让严宏昌,更让小岗人目瞪口呆。

一所可容纳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帮助小岗村破天荒地像凤阳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

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墙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这个点子不知是哪部门领导出的,可得当年的中国金点子头奖!——作者注);为各家各户建造了一个卫生厕所。随后,小岗村大包干展览室和招待所,也平地而起;党支部办公室也因为得以美化而让人眼睛一亮。替小岗村一家不拉地装了部程控电话,不仅事情办得漂亮,而且明说收费,实际并未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修了一条很气派的友谊路,但美中不足的是路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酷热难当,县林业局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并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在蜀桧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居然棵棵成活。

……

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一行来到小岗村,还是让严宏昌,让小岗人激动不已的。江泽民说:‘我一直很关注小岗,一直想来看看乡亲们。因为邓小平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对隆重庆祝大包干二十周年的中央领导的小岗之行,书里继续叙写一个非同寻常的乱子:“严德友,却在江总书记来前的几天,被组织上调出小岗。”至少有两个不应该有的后果。一是,严俊昌说:“要不是把德友调走,小岗就搞上去了!”二是,严俊昌说:“江总书记来小岗也不让德友见,媳妇觉得政府不讲理,女人遭不得人孬,几句话受刺激,想不通就上了吊!

这个小岗村几十年来总是发生大不吉的怪事,正当举国同庆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一行党和国家贵宾亲临小岗是精心安排和实施,力求达到重大宣传的效果,偏偏小岗村的村领导家庭竟然发生媳妇想不通上吊之事,原因正是“觉得政府不讲理”。严德友家在全国大喜日子里出现哭哭喊喊的丧事,也太不是时候了,太不给面子了!这简直是制造全国最大的难堪?也幸好村领导媳妇上吊一事不了了之,也幸好夫唱妇随俩作家没有刨根问底采访,否则又要闹出多少内幕与尴尬的事儿来!

第六笔,1999年,带头分田单干的原队长严宏昌重新在小岗村上任的时候,又吃下各方的许多钱财。该书第174—215页自觉的坦白叙写:

这期间,他发现王省长对小岗要建设‘工业园’大加赞赏,就趁机提出,希望省政府能帮助解决购买一台推土机的银行贷款,结果贷款很快批下来。他马上找县农机公司,经过他的一番游说,又从县公司开回来一台旧机子。

没钱为这两个‘大家伙’安个‘窝’,严宏昌想了想,跑到省农机公司去求援。省农机公司投资了二十万元,在小岗村盖了一处农机大院。这不仅为小岗解决了大型器械的存放,省公司也在皖东地区多了一个产品推销点。

常州柴油机厂支援小岗村一辆客货两用车。外省外市的柴油机厂同行尚且支持小岗一辆客货两用车,他肖总(全椒县柴油机厂)难道不‘表示表示’?

肖振海见到严宏昌亲热得不行了,说:‘我送你福田小货车吧,送你一辆没大用处,干脆给你四辆,这样你们就可以跑运输!’

……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乔木一男先生(这位日本资产阶级分子的鼻子比狗还灵,很及时很慷慨地对中国大是大非中的一方予以财力支持——作者注)来小岗参观时,愿帮助小岗村建一个养鸭基地,一期投资一千万日元,先把基地的管理中心大楼建好;二期投资三亿日元,再建冷库和加工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随后就把一千万日元汇到了凤阳县农业局,严宏昌及时解决了养鸭基地办公楼的用地,地皮腾出来后,县农业局很快组织施工的队伍。

……

这消息后来被贾泰斌(北京大北农饲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部经理)知道后,他很是不安,没想到集团的合肥分公司一个莫名其妙的‘证明’,竟给严宏昌(指被当地检察院立案侦察贪污十万元)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很过意不去,便爽性又寄过来七万元,声明这一回是真心实意无偿地支援小岗村发展生产的。用这钱为小岗村家家户户挖一口当家塘,缓解小岗人长期缺水的局面。

……

小岗村和长江村共同修建“友谊路”时,村里欠下的那九万多元电费一直挂在帐上,县供电局多次催要,再不缴就要拉电了。严宏昌说:没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县政府,前前后后为这事跑了十多趟,终于给免掉了。

为搞好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大村小村一律五千元,这显然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总归还是无济于事……

张家港市长江村党委书记郁全和为了葡萄园之事,没少来过小岗,并派来技术员给小岗人传播种葡萄的技术;逢上过年,还会给村里六十岁往上的老人,每人发上一件衣服,或是送点过年的礼品。(严宏昌主动弃放再当选的权了)长江村的郁全和又许下那么多愿,谁不想选严德友呢!虽然后来一票五百块钱,一户两头奶牛,大家没看到,给小岗村的三百万发展资金也成了‘空头支票’。也还不错了,最后长江村还是给每家每户发了台彩电。(共106台彩电——作者注)

第七笔,2002年,需要三千万巨款修茸当地水库,国务院副总理提笔钦批了。小岗村分田单干没几年,开始呈现一些乱象,原来参与大包干的副遂长严俊昌已有觉醒。1987年,他直言不讳地对前来考察的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说:“我当时应当说,发现大包干分田到记挂不行了。(见凤凰周刊2006年.25日)这本是一次难逢的纠正错误的机会——小岗村干部直接提出否定意见,倘若得采纳,小岗村不会在邪道上再滑下去了。对广大读者说,为什么小岗村干部的意见得到采纳又是一个难解的谜。该书第223—233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带着朱土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做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掏出了一份只有八百字的‘报告’。温家宝接过信,交代(黄守宏)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出门时)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土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

……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土银的人来电话找他。朱土银在电话中激动的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和创业期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号召下,各省广大公社社员每年冬春季节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在旧中国仅有大中水库23个,到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江河湖泊的治理,新修8.69万座水库,数百万小坝塘,近百条人工渠道达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例如河南林县的“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和横跨100多公里的人造“汉北河”等。这些伟大工程都是毛泽东时代一座座丰碑,蜚声国外内。一批大型水电站建成,1977年仅农村建中小水电站5.6万座,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大队通电。这些工程已产生根治大旱大涝的效果。到1979年,增加5亿亩旱涝保收田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灌溉密度超过美国的13%,达到46%,居世界首位。从1978年分田单干,各家各顾各家眼前利益,集体经济瓦解,乡村社会失控,基层政权的威信与号召力凋萎,毫无能力和组织兴修水利,再加上国家水利欠债太多,全国大量水利设施失修,毛泽东时代水利的老本吃得所剩无几。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水库减少3681座,乡村水电站减少了3795个;机井面积减少了652万公顷,以后干脆不公布了。估计每年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2.48万平方公里,新增旱涝面积5.75万公顷。滥垦滥牧,沙化面积更是“沙云压城城欲催!”沙尘飞落京都,漂洋过海,袭击日本与北美。南方则是不下雨大旱,下点雨大涝,年年伤亡事件频发频传。

安徽省凤阳县燃灯寺水库失修,不过是其中小又小的个例。凑巧的是在校对这篇文章时,家乡云南省也惨遭所谓“百年一遇旱灾”,才到2010年3月,就有596.9万人、359.4万头大牲畜喊渴水,4月、5月预计全省饮水困难的群众将达951万人、1014万人。全省小春受灾面积达85%,其中1000万亩。西南五省农作物直接损失超过260亿元。“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又是汽车送水,又是开井提水,上演自封“吃大爱水”一场场闹剧。正如古诗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广大群众又想念起毛主席当年兴修水利时的魄力与远见,那些丑化与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政客和精英们在事实面前露出卑劣的灵魂了。

家乡云南是水资源大省,水资源总量排名全国第三位,人均拥5000立米以上,径流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06条,现在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旱灾难道不触目惊心吗?

第八笔,在2004年下派干部沈浩赴任小岗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安徽夫唱妇随的俩作家有很政治心计,对党委书记沈浩在小岗村的六年工作与努力很少叙说,若不得不提及时也是话中有话,闪烁其词。作家遗漏沈浩在小岗村六年多做些什么事、怎么做等,没有去写,决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作品不需要,而是有意为之。历史要空白就空白吧!

因为小岗村后任书记沈浩说了一句大实话:“一夜越过温跑线,二十五年不富裕。”(见《沈浩日记》)

又说一句政客与精英三十年最忌讳的话:“搞新农村建设,生产要发展,首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见《我在小岗村当书记》)

他更做了一件让政客和精英们集体沉默的颠覆性的大事:2006年1月25日,在村民大会上明确宣布合地,成立“农业合作农场”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的路子。

由于小岗村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太差,他仍旧通过其它渠道求援,也得到一些外界“赞助”。互联网上作一些介绍:

2004年过年前,他给18户分田单干带头人每户送了米面、油、慰问金。

2005年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沈浩马上想到徐庆山一家迁往在三间危房里。他想方设法,四处筹钱,当年年底,第一批住宅新区终于建好,26户村民(小岗村后同其它村合并)搬进新区,徐庆山一家也住上了两间楼房。

当时小岗村的沥青路大概只有1公里,其它的都是土路,很破旧,他争取到50万元的资金。

2006年1月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发每户一桶油;当年按手印分田单干的18户,每户发2桶油、一条烟;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领导严宏昌、严俊昌,除发2桶油、一条烟外,再加一箱酒。

2006年起,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以上。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得了肺结核,没有钱治病,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感激涕零地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一条命早没了。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六口人,四个智障,生活十分困难,被子衣服都沈书记送过来的。……

第九笔,2008年举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喜日子的时候,小岗村又收到一批“政治礼品”。该书第236—237页自觉的坦白叙说:

友谊路两侧一个式样的两层楼同时都在施工。村民说:村里给了每户两万元的补助。村东小区盖了四排整齐的楼房,住进了二十多户村民。村西小区是商品化连体别墅式样的新型小区,紧邻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和一所卫生院,凡愿意在那儿买房的村民,都可以获得1万元的补贴。

小岗人盼了多年的一条通往外面的像样的公路,也终于动工了,它不再绕道小溪河镇,而是一条由国道直达小岗村的高标准的水泥路。使它同外面的世界一下拉近。村子西头拔地而起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已初具规模,据说那是国家档案局和县档案局联手援建的;尽管还正在施工,其鲜明的徽派民居的风格已清晰可见,建筑面积将为一千二百平方米,总投资一百八十五万元。(国家档案局在一个相隔千里毫无关系的村子投资,可获当年全国最佳投资奖——作者注)

与信息中心隔路相望的,是省政府拨款二百万元将要建成的大型广场,到时候,高大的小岗村牌楼,别具一格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和偌大个小岗村广场就会连成一片,在村头蔚为大观。

而与村头遥相呼应的村尾处,则是一座耗资六百多万元的气势恢宏的‘大包干纪念馆’。‘大包干纪念馆’六个苍劲的硬笔字,为万里亲自题写。它占地三十亩,建筑面积六千六百平方米,设计成江南园林式的建设风格,看上去很典雅,很秀美。整个纪念馆由主展厅、多媒厅、珍品展厅、餐厅及观景走廊组成,馆前还有一块八千平方米的绿色草坪,用于举办大型的文艺活动,两边都是葡萄园;馆后是一万平方米的绿色园林与池塘,可供游人休闲与观赏。(安徽省管辖全省的省政府在一个小小的村规划得那么气派而且投资,可获中国最优规划奖——作者注)

(严宏昌、严俊昌)特别是解决当年冒死大包干的老伙伴们的实际困难,二人同心协力,一齐找到了县委,他们的这种联合行动,显然也感动了县委书记马占文。尽管这事上面并没有具体的政策,凤阳县的财政仍旧捉襟见肘,但马占文还是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的会议,决定为小岗村当年十八位‘大包干带头人’,每家每月给予了五百元的生活补助。(这位县委书记可获当年全国最成功的创新奖——作者注)

至此,书中记载的国家、社会先后所提供的8笔钱财物,我们粗略计算在1500万元之上,以小岗村20户平均每户75万元,或者后来扩并的100户平均每户15万元,真是演出一场“全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变成“全国富裕第一村”的旷古闹剧;一笔笔钱财乞讨过程,就是一段段精彩纷呈的折子戏。谁说现在中国没有伟大传世的作品,小岗村由穷变富、面貌巨变难道不就是一出最有特色的世界名著!

思绪之一:烂泥巴的菩萨贴金,不是伪典型吗?

自1978年后,在那位万里先生的发现与推动下,小岗村被层层包装,片片贴金,现在列举如下:

想不到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样的茅屋里呀”,“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什么“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马立诚、凌志军

完全是农民群众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自发搞起来的,它不仅直接地表达了亿万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诉求,更体现出了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敢于冲击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重要禁锢与束缚,杀出一条血路的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安徽夫唱妇随作家

坚冰已经打破,第一艘开出的帆船,是农村改革。——杜润生

它们的名字也将自此载入史册。——新华社《半月谈》一文

高歌的同时却背着全国农民,层层动用国家——人民的血汗钱,先是将茅草屋改为瓦房,接着拉一道遮丑藏陋的高大院墙,村头立上大牌坊,再供送自来水、电话、楼下楼上,以及气势恢宏摁手印的雕塑、“纪念馆”等等,在中外群众面前,完全是上演一台精民股撵狼狗——胆大而不知羞耻的大戏!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豪言壮语,我们会以为是回事儿,信以为真,可是知道了包装的底细,原来小岗村是依赖国家——人民的巨额钱财1500万元撑抬着不让倒,靠不断输血打气保着鲜,一旦停止输血打气就双脚站立不起来,请问能有多少价值呢?自1978年以来,小岗村流汗不多,收获不少,贡献有限,高帽顶顶,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所得的1500万钱物,(小岗村20户,每户75万元;后来并村子,如果有100户,每户15万元)居然反复号召全国农村和农民向他们学习,看齐,照办,这是什么政治逻辑?这不是愚弄全国农民吗?全国农民智商再差,文化再低也不致于傻到分不出是真假和是非的地步。倘若现在全国8亿农民都向他们学习,伸手乞讨,每户15万元将达几万万亿的天文数字。政府当然拿不出那么多钱,万里等人是不是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的印钞机日夜加班赶印——那才是国民经济崩溃到边缘了!

“小农经济十输血打气”,这难道不是小岗村三十年的真相吗?

当然,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决不会向小岗村效学乞讨精神的,因为从心底就看不起。我们深知:伸手向社会乞讨,社会看不起;伸手向国际乞讨,国际上看不起。叫化子不好当,低三下四的求助也好,脸上贴金的乞讨也好,终究是奴才的地位,挨棍棒狗咬也是迟早的事。所以,中国人民、中国农民若干年来只是看到在社会舞台上寡廉鲜耻的卖力表演,看到“燕古藏珍”的典型洋洋自得,大都感到羞耻。小岗村乞讨所造成中国的经济损失可以计算,然而造成政治和道义的损失无法估量了,也让每个中国人在文明世界面前无地自容。

思绪之二:中国大幸,全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里创造一系列的奇迹。

新中国是从千疮百孔的废墟上起步的,十分贫穷,但是上自党中央领导下至广大当家作主的工农群众都有一股劲,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当时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送走。”通过30年不懈奋斗,流汗流血,在农村各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修建8.6万座水库,20万公里堤坝,修建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1978年粮食总产达30477万吨,人均637斤;毛泽东逝世留下5000亿斤贮备粮,够全国人民吃三年。在国民党中国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GNP仅是75.5亿美元,而到1978年达2165.1亿美元,增长27.2倍。农业总产值达到1397亿元,增长1.1倍。粮食产量达到30477吨,增长1.03倍;棉花增长1.55倍,羊存栏数增长1.72倍,肉猪存栏数增长2.84倍,水果增长9.51倍等。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总产值491亿元,有2827万农民成为不离土的工人。10个成年农民中就有1个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美、日、德、英、法等国。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的话)正因为新中国头三十年,幸亏五亿中国农民没有依赖外援和乞讨,幸亏五亿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爱集体、爱国家”共产主义风格,(周恩来的话)才有多余的粮食与物资,解决全国七亿人温饱问题。十年文革中,还见购买245吨黄金贮备,又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还解决全国农民的医疗和教育问题,这一点整个世界都承认。当年能够扶助全国10%的“三靠队”,尤其像以乞讨为生的小岗村,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雄厚的物质基础上。万里先生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以为大包干的政策,比毛泽东时代高超,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几年前,坚持集体经济,没有分田单干的南街村、华西村和大寨村,产值已分别达到14亿、30亿、2亿元,而被吹得金光四射的小岗村仅能饱肚子,全年产值不到他们一月的产值。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全国农民看得见的客观事实,这就是集体的优越和单干的落后的生动写照。三十年实践的结果,是小岗村这尾黑泥鳅钻进金鱼缸——现丑。

自此我们应该询问万里先生,你否定大寨村等,否定三十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与创业的成就,否定人民公社三十年粮食增产解决中国人、包括他本人吃饭的基本事实,而百般吹捧一个乞讨便宜成性的小岗村,靠输血打气才勉强两脚着地站着的小岗村,是不是神经错乱?秦代权奸赵高指着一只鹿说是马难道世人也就真的相信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话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客观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农村干部群众第一次尝试公有制并取得骄人业绩,另一个是人心焕散,依仗输血打气度日;一个是万众一心改选山河的色彩斑斓的巨幅油画,另一个是自打嘴巴笑料不断的滑稽漫画。

二、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长严宏昌到底是什么角色

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创业阶段,乡村流行一句谚言“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揭示一个规律:凡是一个村子,搞好搞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队的领导者。在三十年的建设与创业里,已确实涌现一大批如李顺达、陈永贵、吕玉兰、焦裕禄等的干部,他们没有辜负乡亲父老的信任,一心扑到改变贫困面貌的工作上,“先治坡,后治窝”,带头艰苦奋斗,作出牺牲。他们以骄人的业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楷模形象。当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名字,中国大多数人心中涌起崇敬之情。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也树立一些农村的典型。其中的小岗村及其队长严宏昌等,不管怎么宣传与追捧,但同以上提到的那些人相比,总觉得精神上和实绩上差一大截,更不知道该学习点什么。夫唱妇随的安徽作家在书中尽管呕心沥血,调动一切艺术、非艺术的手段,想将小岗村及严宏昌塑造成楷模,顶天立地。可是二三十万字写下来,想说小岗村是英雄的村子、严宏昌是英雄人物,又不敢直说或者说不出口;小岗村靠数以千万元计输血打气的一笔笔帐目,尽管从正面落笔,还是抖了出来,伪典型的底细败露;严宏昌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尽管尽力弱化、美化、分化,谁知欲盖弥彰,上身和下身赤裸裸的站在广大读者面前,无非是一个小岗村的第一个包工头(首富),当上生产隧长后,私字当头,一是拒绝多劳多得的年终分配比例;二是脚踩队长和包工头两张船,“鱼”得“熊掌”也得;三是乱中自办资本主义私营工厂,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的第一件专利作品:分田单干路径图。

英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费朗西斯?培根有一名名言,引在此处甚佳:“蚂蚁求私利,非常聪明,但在园圃之中却是一害。”这里说的“园圃”小岗村集体是也。

1978年前,年轻的严宏昌长期在外打工,后来当上包工头承揽许多工程,手底下最多时能有四五百号人,炊事员就有十五六个,这时城里人月工资三十几元时候,他已经已积攒了三千多元(是一百人的月工资相加)当时能盖三间大瓦房的钱了。可是每月要交生产队上15元记150分工分,参加年终分红分口粮,他总觉得自己吃大亏。至于自己养的尚未能劳动嗷嗷待哺的4个娃娃吃生产队供的口粮,他似乎忘记了。1978年,当地旱情严重,公社党委担心小岗村经不起打击,采取“提高交队的管理费”每月150元,逼这个“能人”(包工头)回村当队长。反正这时正盛行“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新官上任的严宏昌如何率领小岗村社员把村子搞好呢?烧三把什么火呢?

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队长认为农民的人性就是“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摊子越小越好干”,就以“打破大锅饭”为由烧了第一把火:请示公社将村东村西两个作业组分割成4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二把火,瞒着公社再将4个作业组,分割成8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三把火,私自将8个作业组最后切割成20个作业组,即全村一家一组,分田分牛分公产,各家单干。据书中的记叙,小岗村共20户,通过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就绘出一张小岗村分田单干路径图。

在分割到8个作业组时,他本想已经是父子组、兄弟组、女婿组、友邻组,应该是社员们很满意了,不是有“肥水不流外人田”、“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之说吗?即便吃点亏相互是血缘亲属也不会斤斤计较的。读者请注意正是他又亲自推翻几天前亲自组建8个组的方案,继续分割至20个组,其重要原因他内心深处对血缘亲属这一套,也不相信。血缘亲属当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滚你的蛋!改你的命!该村的分田单干路径图如下:

由此可知严宏昌真正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底线谁都不能碰,血缘亲属不可能例外!第25页,夫唱妇随安徽作家自觉坦白叙说: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第5组,仅有兄弟俩),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四个娃娃),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按中央规定‘劳六人四’或‘劳五人五’)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而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他家娃娃4个,工分少)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第五组,只有严宏昌哥俩,弟弟提出年终分配时应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他家劳动工分多,就应多分钱和粮食,这是正当要求,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队上“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年终分配的劳动工分仅占三成,不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正当要求,也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的比例,严宏昌作为生产队长可以修改这个比例——再说当年,我们知青参加队委会时,也在村里修改过当时分配比例——或者“劳四人六”、“劳五人五”甚至“劳七人三”,这对缺乏积极性的小岗村来说十分重要,尤为迫切。队长严宏昌只要出于公心,真正出于调动社员出工不工出力的积极性,就会修改原定的年终分配的比例。可是他认为于己无利,损害自己娃娃多分粮多的利益,不但不修改,索性将亲兄弟俩的第五组再分割开,进而将全村20户分割成20个!血缘亲属的脸,撕破就撕破。

年终分配方案,不执行中央的政策,不合理,正是小岗人生产积极性为什么长期低下的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小岗人对集体丧失信心而且处求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政客们一字不提。

严宏昌的极端自私心性,从不修改年终分配比例,以及决定“八变二十”的分组方案中暴露得清楚可见了。“为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是他在小岗村带头分田单干的主要动因。“反对大锅饭”,“反对大呼隆”不过是借了个时髦的理由,也根本不在什么“反左”的这个层次上。

严宏昌要小岗村分田单干,不顾一切实施,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心怀着鬼胎——严宏昌之所以分田单干,主要是保住能为自己赚大钱的外包工程,不可能因为小岗村的队长职务而被妨碍和受损。凡是包工头,谁不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读者只要仔细回顾严宏昌在实施分田单干方案时的言行,可体察到一些包工头的端倪:他在“秘密会议”上用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近乎低俗的比喻。大家知道,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有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对全村生产与工作负有统一调度、指挥的责任,即使是后来改革的包产到户,也负有“双层经营”中集体经营层面的统一调度和指挥的责任,这需要花费和牵制当队长的大量的时间与心血。他不愿承担这个基本责任,反而厌恶十足地讽刺生产队里的“四统一经营是‘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

严宏昌在会上一再反对生产队“四统一经营”,坚持四变八、八变二十个作业组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虽然愿意出任小岗村的队长,但在县城揽到的建筑工程仍坚持自己当家,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托别人临时代管。他想“一心两用”,因为外边承包工程的油水回报,是当小岗队队长一职的回报所无法相比拟的,少得可怜,包工头不愿在生产队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夫唱妇随安徽作家在书中背离真实性,多次做手脚,按“反话正说,正话反说”的潜规则创作。在第一章歃血为盟中写小岗村分田单干全过程时,淡化包工头及油水一事,不写严宏昌有在外边承揽建筑赚大钱,通篇充斥严宏昌如何受左之害,如何反左,如何大义凛然。在本章中如此描述怕露出真相,露出马脚,头戴“中国作家”桂冠的夫妻俩虽然尽力了,但“文人无行”的嘴脸已暴露出来了。

读者诸君请想一想,生产队长严宏昌在外承揽油水这么大的工程,岂能甩手不要呢?工的油水又能当好小岗村的队长呢?所以,他选择方案是生产队的调度与工作越少越好,越省心越好。为了让“一心二用”的意图不道破丝毫,他不择手段,罗织种种理由,充当反人民公社体制的一条好汉。严宏昌的精明在这一点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在11月24日所谓的“秘密会议”上,他说得多么聪明,说得多么时髦:“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干到户就会人人动脑筋。”这是一。“老辈人过去搞过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后,生产的粮食油料作物都还要统一收到生产队,由队里再统一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统一扣除集体的提留,一切还要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分配。这等于‘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咱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台口:包干到户!”

这就是说小岗村的双层经营不搞了,只搞个人单干的一层经营!集体经济成为空壳(这一点,上层官员和精英们却三十年一直在欺骗世人:中国农村实施双层经营,仿佛集体经营仍存在。对此,我们在后边专门剖析,以正视听。)

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成功实现,严宏昌既堂而皇之的当任生产队队长,又将外边油水很大的建筑工程牢牢地掌控在手里,这样的好处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集体利益最小化,就是“鱼和熊掌兼得”。

《小岗村的故事》在叙述小岗村分田单干过程中,严宏昌心怀鬼胎不漏一句口风,都是反复强调反对“大呼隆”、“大锅饭”,而夫唱妇随安徽作家也心有灵犀一点通,积极配合,一句不提。

经过夫唱妇随安徽作家这样分叙处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表现严宏昌的能力与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严宏昌主张“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没有任何私念夹杂,没有心怀任何鬼胎,完全是彻头彻尾反对左的动机与做法。一位反左的高大形象就堂而皇之站在读者面前!不顾坐牢杀头也要摁红印的分田单干,多么崇高精神境界啊!多么激动人心的反左农民好汉农民英雄啊!

哈哈哈哈,忽悠万岁!

严宏昌这个包工头为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美梦,所设计的“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路径图,空前绝后,未泄天机,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专利作品,中国的亿万农民谁能与他相比脑袋精明呢?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独家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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