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停业好戏上街
改变当代大陆人命运的文革过去五十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是上海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学期末，老师和学生照例各自準备考试。一天，全校开广播大会，校长传达上级指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今年的考试也取消了。」小学生不懂校长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校长本人也完全不懂，但一听不考试了我们就高兴，就蹦蹦跳跳地湧出校门。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天我们不是与学校暂別，而是与「上学」永诀，是我们断学的界碑，可以终身凭弔。
开始过暑假了，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看电影，暑期有特价八分钱的学生专场，电影院里有冷气，是消暑的好去处。日头当照的一个下午，我按事先挑好的片子赶到电影院，却吃了一个闭门羹，只见门口石阶上竖着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我扫兴地回家，一路上经过另几家电影院，看见家家门口挂着同样的告示，原来全市影剧院都歇业了。
怪事？为啥停业？今年暑假看不成电影了？
影剧院闭幕，好戏在大街开演了。
马路上突然喧闹起来，大、中学生模样的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人人手臂上套著一只红袖章，上面印著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他们拿着白纸、排笔、墨汁罐、浆糊桶，在空白的墙上糊纸写字，到处是标语口号：「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繁华的淮海路商业街，仿佛孙悟空领著群猴来闹场：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个字换成了「反修路」；各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贴满「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等口号；有人站在八脚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头乱锤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干脆临时写一张新店名贴上去。全部商店都旧貌换「新颜」，到处是「永红」、「红卫」、「大众」、「工农」、「卫东」、「红旗」等雷同的新名字，没走多远，就分不清张家李家了。
「更新」了店铺商场的门面，开始「更新」人。烫头发，著小裤脚管裤子，穿尖头皮鞋，属于香港阿飞式，不管男女老少，若被红卫兵们逮住，不是剪头发剪裤管就是没收皮鞋，弄得他们或散乱著头发，或打着赤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狼狈回家。
冲击教堂抄家批斗
又一日，一队红卫兵冲击隔壁天主教堂。这里十年前被政府关闭，此后只有一、两个神职人员看守。红卫兵从礼拜堂开始扫荡。他们把掛在两壁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几帧油画拆到地上；把讲坛正中墙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砸碎；另有几个红卫兵去后面的办公楼查抄，不停地抱出一捆捆图书扔在空地，各种中外文硬封面书籍很快堆成一座小山。
夕阳西斜时，红卫兵拖出两个神职人员，把他们押到教堂入口的台阶上，给他们的脖子掛上木牌，上面写著「帝国主义走狗」，开起现场批判会，一直开到黄昏才收场。
晚上，红卫兵点火焚烧那座书山，一直烧到夜深……
文革大火很快延烧到居民家里。居委会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队」，他们配合红卫兵抄家批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首当其冲。整个夏天，邻居中的此类「坏分子」先后遭殃，他们的金银首饰和贵重器物家具被没收；他们收藏的画作和书籍被撕毁；一个原国民党团长家被搜出军服和弹壳，成了他準备「反攻倒算」的罪证，并据此断定他一定隐藏了枪枝，追逼他坦白窝藏何处？交代不出就是「负隅顽抗」，就拉出来批斗。
每天晚上有现场批斗会，在被批斗者的家门口放一张桌子或椅子，让他们站在上面。他们的头低到九十度，颈上掛块牌子，写著各自的身份「反动资本家」、「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他们交代不出无中生有的罪行，就遭红卫兵拳打脚踢，还被押成「喷气式（双手反剪头几乎碰到地上）」，批斗完再游街，让他们一手拿铁锅盖之类的东西当铛锣，一手拿木棍边敲边说，「我是反革命ＸＸＸ」，「我是地主ＸＸＸ……」。有一户邻居是穆斯林，过去每周五主麻日不出门，红卫兵就在星期五把她押出来游街示众……
疑心暗鬼人人自危
红色恐怖席卷全国。斗完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死老虎，开始深挖潜藏的阶级敌人。一个老老实实的退休工人，突然被红卫兵揪出来，说他是土改时从农村逃亡来的地主；一个病病歪歪的独身女人被抓出来，说她四九年前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曾经去美国留过学的大学教师是「美国间谍」；去苏联留过学的工厂工程师是「苏联间谍」……
「坏人」不断被揪出，弄得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邻居们疑心生暗鬼，生怕对方是深藏不露的「老狐狸」，彼此不再信任。
比剧场里还精彩的真人戏日日上演，我看得津津有味，哪家被批斗就去哪家围观。看热闹时，我的是非观被激发出来，仇恨意识也在心里滋生，「要不是搞文革，这些坏人不知隐藏到何时？他们一旦得势，不知多少好人要遭殃。」所以，有人不甘凌辱投缳自尽，有人受不了折磨跳楼……红卫兵说他们死有余辜，我便觉得他们罪有应得。
孰料，有一天听到父母窃窃私语，父亲说，「最近，我们这批老警察人心惶惶，正在等待上面作定论，如果归为国民党时代的『伪警察』，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如果以“解放”后的警察身份为準，我们的成份算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中的『干部』。」父亲早年在国民党政权下干警察，中共建政后继续留用。
我一下子吓蒙了，万一父亲被判为国民党的「伪警察」，那么我家也会被抄，父亲也将遭批斗，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出门？我去看批斗时不再兴致勃勃，甚至把被批斗的人幻想成自己的父亲。
那段日子，父亲提心吊胆，我跟著惴惴不安，每天注意父亲下班回家时的神色。幸好有惊无险，公安局最后决定，留用的普通警察不算旧账，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尽管如此，此后我每次在学校填写家庭情况表，在成份栏写下「革命干部」总不免脸红，似乎自己在作弊造假，父亲这样一个普通警察算啥干部？
人性丧失童心尚存
在人人争取革命资格的年代，「干部」成份不仅是一块不被人革命的盔甲，还是一枝可以革別人的命的长矛。
一年后，小学也开始搞文革了。造反派老师组织学生成立红小兵，我兴奋地成为其中一员。校长和许多老师已经成了「牛鬼蛇神」，造反派老师就组织我们批斗他们。我参加审讯的「坏人」是语文女老师，她被揭发出来是「地主婆」。我们先是生疑，电影里的地主婆衣服胡里花俏，而语文老师一向打扮朴素，总是剪一头齐耳的短发，穿一身蓝色的罩衫或两用衫，更像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想到文革中揪出那么多隐藏的坏人，我们认为语文老师过去赢得学生尊敬，说明她太狡猾，伪装得太好，矇骗了我们，便兇狠地质问她为何隐瞒成份？
女老师委屈卑怯地解释：她公公是有十几亩地的地主，四八年她公公怕自己患病不治，把地契主换成她丈夫的名字。但她丈夫一九四五年到上海读高中后没回过乡，也没当过一天地主，更没剥削过一个人，怎么算地主呢？她五五年和丈夫结婚，那时公公的土地早就分给了贫雇农，她怎么能算地主婆？
我们这些小孩子哪里懂这些事，她不承认就是诡辩不老实，负责解押的红小兵揪住她的头发狠命往下摁……「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的精神注入了我们的身心。
然而，我们终究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无论经受怎样暴虐的斗争洗礼，都无法泯灭贪玩的童心，革命无形中成了我们玩耍的游戏。
学校组织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就七、八个人一组登上公共汽车上宣传，傻乎乎地读乘客比我们还熟毛语录，唱广播里不停吼叫的毛语录歌。有如红卫兵大串联变成全国免费旅游，我们的宣传活动也变成了全市免费旅游，每天选择上海的一个景点，坐着车一路唱著歌去兜风。
晚上，只要新闻联播发表毛的最新指示，我们就连夜被召集到学校，然后排著队敲锣打鼓到区教育局「报喜」，闹到半夜甚至通宵才结束。毛每发一次最新指示，就是我们一个欢欣的嘉会。
复课废学有类无教
六九年，文革的大动荡过去，我们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进中学，「复课」的目的是「闹革命」。学校还是原来学校，教学内容已面目全非，不但政治课学毛著，语文课也要先学毛语录，数学和物理合并成「工业基础课」，化学和生物合并成「农业基础课」。按毛的教育革命的主张，废除了必要的考试，学生爱来上课就来，不爱上课就不来，即使来了学校也只是我们玩耍的另一个场所。当然，有另一种评定成绩标準，就是是否积极投入革命──批斗坏分子老师，并积极争取参加（已经规范了的）红卫兵组织。
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快活「上学」，胡闹地过了几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文革终结恢复高考，我辈才意识自己的无知，黄金似的年华废成了粪土，白玉似的岁月搅成了豆渣，到头来千般悔恨与谁诉，只落得「老大不堪尤可憎」。
文革终结故事未了
一九七八年后，「邓走资」为夺权清算文革，民众乘势反思批判文革，涌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可惜，囿於有限的言论自由，此类作品还远没有写深写透时，文革题材已经成了禁区。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如此，文学同样如此。为了不让自己亲历的文革和感受湮没於历史尘埃，不让无辜的受难者白白牺牲，我矢志撰写自己的文革故事。那些日子，我摊开稿纸，熟悉的「左邻右舍」就一个个走进方格：他们在中共建政后的屈辱和苟活；他们在文革闹剧、惨剧中的遭际和冤死，一幕一幕复现出来；我与被批斗过的语文老师在梦中相会，她请求我为她发声倾诉。我用笔代他们吟唱悲歌，也借此忏悔并洗净从小被毒化的心灵。
费时几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二○○七年，寄给上海同学的几本《福民公寓》被海关作为违禁品没收，这是大陆「官方」对此书的最佳「褒奖」，额外地为此书平添了些许份量。
不容许自由评说已经成为历史的大事件，足以表明这个大事件还未了结，文革过去五十年了，但文革的故事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