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身在越南的我，朋友圈竟被国人在芽庄机场遭边检人员索要小费的新闻充斥。随着事件逐步发酵，涉事公职人员被停职，更多的索贿情节也被媒体挖掘出来。而在这次矛盾爆发前，越南的“拿钱”现象已被视作理所当然多年，随意记述一下我5年来的经历就足见其猖獗。
2010年7月，我只身一人前往胡志明市，在新山机场遇到了麻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时不太懂越南语，英语也只会简单交流。安检人员花了十多分钟查护照，然后叽叽呱呱地对我说了一通。在一堆鸟语中，我总算听懂了两个字：红包。然而初来乍到，我并没有给钱，随后便花了几倍的时间才过关。
2012年2月底，我从友谊关入境越南，那天过关的人特别多，旅游团、学生、生意人……大家都没有排队，整个大厅乱成一团。只听到周围的人说：“人太多了，护照里面夹点钱过得比较快”。这次我又没当真，结果不仅软磨硬泡半天才拿回护照，还成了最后一个过关的。
吃了两次亏，那年暑假结束回越南时，我学乖了。再从友谊关入关时，在护照里放了20人民币，果然很快拿回了护照。
上面几次至多是耗时，接下来我遇到的则是刁难了。2015年我从老街口岸回越南，一位穿着制服的女士负责登记我的护照。在我递给她10分钟后，她竟然说我没有办理检疫证件，要回中国办全了才能过境。我在越南的4年多时间里，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我想了想，从钱包里面掏出20元人民币悄悄递给她，请她通融通融，这才过了关。
巧合的是，同样的女职员、同样的经历在朋友身上重演了。就在五一期间，我的两位同事相约去云南旅游，回越南时同样从老街入境。她们也遇上了那位女职员，她甚至连理由都没变。说两人没有越方防疫检疫证——当然，最终她们每人交了10万盾（约合30元人民币）获得了“谅解”。
比起我们这几个木讷的，早有朋友提升了“觉悟”，在微信里分享起自己的经验：“在胡志明机场过关时被要过好几次小费。说‘咖啡咖啡’，就是要小费，我给了2次，每次20万。”
可以想象，若不是这次中国游客被边检人员暴力相加，事情最终会以长久等待或是“入乡随俗”告终。可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海关只是越南“小费”之旅的第一站。过去的几年里，我在生活中遇上的几次“吃拿卡要”更加明目张胆。
5月5日，四川女游客在芽庄机场再遭索贿，边检人员强行收取“小费”，称不给就扔护照。而此前，因在越南遭遇飞车抢劫，该女游客身体多处受伤。
有一天，我深夜从胡志明市新山机场打的回住处。计程车里程表上显示24万盾，我递给司机一张50万盾的纸币后，他竟然没有要找钱的意思。我向他讨说法，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外国人，这点钱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出于女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只好把气往肚子里面咽。
还有一年过生日，我和朋友去一家不错的越南餐厅吃晚餐。结账时一看菜单，发现有些菜的数量不对，核实后发现，服务员竟然把4道菜算了2遍的钱。
这种“花样拿钱”的风气还渗透到了高校中。一位长期研究越南的中国学者曾向我介绍，越南大学副教授一人带上10个学生，每人、每科答辩时都要包上20万盾（约60元人民币）的红包。全越南副教授不超过2000人，每月有250美元的基本工资——不论地位还是收入都处在中上水平，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位学者给出的解释是：越南是人情社会，这里的“贿赂”有着西方“小费”相似的意涵。
收入尚且过得去的教授都如此，回头看看苦逼的公务员，他们索贿甚至是被社会接受的。2013年8月，中国社科院国外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在越南调查时，走访了大量各阶层人士，这些人对不同问题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唯独在一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达成了共识：越南干部、官员“拿钱”是应当的，他们（公务员）挣得太少。越南南方庄园主协会长刘洪展原话是:“越南的干部是社会最落魄的一群，他们挣得太少，所以拿钱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越南公务员通过索贿弥补低薪，是越南民众默许了的、是约定俗成的。
那么，越南公务员到底多“穷”？看一组数据你就明白了：今年5月1日起，越南国家干部、职员、武装部队等公职人员，刚毕业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工资由115万盾（约合345元人民币）调到121万盾（约合人民币363元）。加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工资水平维持在234万盾（约合人民币702元）。
要知道，即便是越南工人的最低工资，都高于公务员。越南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劳动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者最低工资为（分四个区域）：第一区域：350万盾（约合人民币1050元人民币，以下略去换算）；第二区域：310万盾；第三区域：270万盾；第四区域：240万盾。哦，对了，越南的物价可比北京差不了多少。
收入差有目共睹，越南人情社会又对索贿报以宽容，加上国家机关反复革新缓慢，公职人员需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不贪腐啊？对这种情况，越南官方比谁都清楚。2015年的调查中，越南中央还列出了10个贪污最普遍的机关，排名前三的机构是：国土行政管理、海关／进出口管理和交通警察。
但了解又如何，越南不仅拦不住公务员索贿，更止不住为了“灰色收入”而从事公务员的人群。这些人之中，有些就是通过贿赂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一位在公安部工作的越南朋友告诉我，想进越南政府机关工作，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考试，拔尖儿就可以通过，但凤毛麟角；第二种是靠关系+金钱。比如：想进越南海关或交警部门，首先要念5年大学，毕业后参加考试，由于随后涉及买官，考试只是走过程。买官的价码在10000万盾（约合人民币3万元）到30000万盾（约合人民币9万元）不等。加上送礼待客的花费，实际支出还要更高。
这些钱并不白花，交警的灰色收入每人每月可达60000万盾（约合18万元），海关部门更是高达100000万盾——初次听到这个数字令我简直不敢相信，向越南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反复确认，他向我解释，这些钱的一部分还要“上供”给上级。而要“光明正大”地达到受贿后的收入水平，绝对不是多干2、3份兼职的事儿。
听当地的越南人说，很多公职人员“入职”的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图的是工作生活稳定。这些家庭条件本就欠佳的人，有些还曾是索贿的受害者。为了谋生，他们绝难抵制住外界诱惑，而过去的经历又会让他们存有借机“报复”社会的想法。
由此看来，芽庄海关事件背后既有越南“人情社会”的原因，也有所谓的“体制问题”。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早年中国边贸商人习惯于“花钱买方便”也纵容了越南人的索贿。
写到这里，让人生出些无奈。越南长久以来形成的索贿之风一朝一夕无法扭转。就算从明天起中国游客不再给小费，甘受一些刁难，宁可通关速度变慢、行李检查频繁，而坚持一下原则，可是更广大范围内的索贿还是无法根除。但我仍愿意倡议国人柔和但坚决地拒绝不合理收费，至少让这些国家的边检人员知道，在中国游客身上要不到钱，以这样微弱的抗议维护自身的尊严和国家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