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胡锦涛智囊的俞可平日前在亲习阵营媒体财新网刊文强调，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俞可平去年辞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职位后，频频发表政治敏感言论。外界关注，俞可平正在为不断释放大变局信号的习近平当局做舆论铺垫。
5月24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的专栏文章《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该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标题为《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文章称，在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王霸”之争中，从总体上说，“王道”是统治者、学者和民众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政治价值。具体地说，王道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带来自愿的服从；王道能降低执行的成本，提高行政的效能；王道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章表示，行王道的要害是得民心。要得民心，统治者必须行“德政”“仁政”或“善政”。
文章认为，传统政治区别于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与此相一致，只有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权威的增强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趋势。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不仅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完全改变了，而且政府官员个人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极大地改变了。官员要对民众拥有足够的权威，不但需要公正、清廉、尽职、守法、爱民等传统政治美德，更需要透明、平等、责任、民主和法治。
文章最后表示，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和社会政治的进步，权力将逐渐回归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将不可逆转地日益压倒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和政治领袖也将变得更不重要，而公民及公民权利将变得更加重要。
中共政权一直处于亡党危机恐惧之中
中共政权自从出现那天起，既不是君权神授，又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获得政权，其天然的缺少执政合法性，使得中共政权一直处于深深的亡党危机的恐惧之中。中共的历史一直处于不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亡党危机中。
中共气数已尽，不仅表现在民众与外界络绎不绝的讨论中，事实上，在中共内部也多次发出亡党危机的警告。
201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生活会议，讨论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前途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危机。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中共已面临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要勇于面对、接受、承认这个事实。
2015年9月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大会堂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60余人，首次提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对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敏感话题，中共高层一向讳莫如深，王岐山此番主动谈起，在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和民众热议的同时，折射出中共在失去合法性的亡党危机下不断走向衰亡的现实。
俞可平频发敏感言论
俞可平被外界视为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文胆、智囊。2015年10月28日，已担任1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宣称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俞可平随后转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自去年十月以来，俞可平持续在有习阵营背景的大陆财新网发表系列文章，均涉及敏感话题。
5月4日，俞可平在北大所做的演讲被财新网以《政治学的功用和青年政治学者的责任》为题发表。俞可平公开谈论民主政治与政治制度设计，号召青年政治学者承担责任，引领社会政治思想，推动社会政治进步。
2月19日，俞可平在财新网刊文称，中国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专制主义，唯有民主法治才能破解官本主义。
1月5日、6日，俞可平接连在财新网发表文章，呼吁客观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公开谈论四大政治理想：善政、法治、民主、安全；并称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的不公。
2015年12月7日，财新网以《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为题刊登俞可平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俞可平结合中共官场乱象，阐述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并表示“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10月19日发表的《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则从思想解放、彻底否定文革、民主与法制等五方面来谈邓小平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邓没有完成的重大任务。俞可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民主和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不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表示，从目前发表的俞可平系列文章看，可以捕捉到的关键词有：民主、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制度改革、制度问题、善政、法治、政治权威合法性；显然是在为不断释放大变局信号的习近平当局做舆论铺垫。
周晓辉表示，变还是不变，现在已不是选择题，大变革时代正在没有任何迟疑的临近，而掀开大变局那最后遮掩的薄薄的一层面纱的正是针对江泽民的抓捕。一旦这样的行动开始，真正的大变局就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