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主要官媒与地方党媒还在不断报道某地某某单位加入“手抄党章100天”的活动时，活动最初的发起者却已经在8天前悄然停止发布关于活动的一切内容，颇有“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的意味。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两学一做”文件，号召所有党员“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做合格党员”。新华网、人民网等主要党媒以及大陆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设专题，以文论、图解、数说等方式向人们讲解“两学一做”的内容与内涵，再一次开启中共标志性的“集体学习教育模式”。
一片说教声中，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抹亮色。2月29日夜里，《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学习小组”套用网络打卡的传播潮流，发起“手抄党章100天”活动。活动鼓励中共党员从3月1日开始，用100天时间，抄写15,000多字的党章全文，每天平均150字左右。“学习小组”每天发布当天要抄写的内容，第二天则选登网友发来的抄写党章的照片。至于照片被选中的标准，“学习小组”提示，“欢迎更多有创意的书写方式”，“让我们重温书写的美好”。
于是，在“学习小组”晒出的照片中，出现了各种花样装饰的手抄党章，插图版、动漫版、篆字版、毛笔书法版，以及人们聚集在一起诵读或抄写党章的场景，还有很多单位部门为抄写党章专门设计的笔记本。不同于主流党媒的“单向度传播”，这个充满社交性、互动性与互联网属性的活动很快在网络上火了起来。按“学习小组”自己的统计，活动开始后，每天微信后台会收到超过2,000张照片，至少有25个省份数百个单位一起参与了抄党章活动，“可能直接带动了上百万人参与”。
天时与人和
国际媒体对如此火爆的局面显然有些雾里看花，一家英国媒体将手抄党章与中共整顿拖欠党费放在一起报道，通篇是极尽克制的事实描述，除了说“中共对不那么忠诚的党员实施越来越严格的管束”之外，再没有任何评论性的语句。其他国际媒体的报道大都也是同一种风格。
而在大陆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活动的火爆首先离不开“学习小组”自身的影响力。“学习小组”以善于用年轻时尚的方式发布与习近平有关的新闻而出名，“尤其是一些非贴身追访不可获得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学习小组”成立一周年时，已经在微信平台收获40万订阅者，其中三分之一是大陆公务员，包括大量厅处科级干部和一定数量的部级干部，据称还有少数在任和退休的高层。公号下属的微社区，单日页面浏览量峰值达到150多万，接近中国一个中等网站的规模。
不过，真正让活动上升为“网红”级别的主因，还是赶上了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有大陆评论者指出，“‘两学一做’这件事情，地方上很多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形式搞会比较好”，“在当前的政治环境和气氛下，地方都想通过一些创新的手段和新的所谓的党建方式，来做组织上的邀功”。于是，焦急探索风向的基层党组织，一遇“权威公号”推送到指尖上的动员“星火”，即响应出燎原之势。
后50天的荒诞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不管什么事，领导重视了就好办”。随着各地机关事业单位纷纷开始以“组团”的方式参与“手抄党章100天”，“学习小组”每天的推送内容也在活动第50天和51天（4月19和20日）之间出现分水岭。前50天的展示方式基本就是将零散的照片放在一起晒出来，从4月20日开始，“学习小组”推出了以各地基层党组织为单位的“手抄党章专场展示”。也正是从这时起，抄党章场景照片、专场视频、乃至一些引起争议的表态，开始密集出现。
“学习小组”5月8日推送的视频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子女学校，两名女老师带着四名学生在课室里问答：“我们的幸福生活是谁创造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像爱妈妈一样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党！”
5月14日推送的视频内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三位怀孕女员工，站成一排，右手抚着隆起的腹部，左手将红色的党章举在身前，齐声说：“学习党章是最好的胎教”。
5月17日推送了这样的视频：河北邯郸复兴区石化街道办机关支部四名年轻党员在小公园里围坐读党章，齐声说：“抄党章，学党章，我们最时尚”。
至此，舆论风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网络上开始出现“政治投机”的质疑声，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开始将手抄党章与文革时期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联系起来。
真正掀起舆论风暴的，是微博上曝出的“新婚之夜抄党章”——江西南昌铁路局的一对儿新婚夫妇，在新婚夜穿着结婚礼服抄写党章，并留下了“摆拍痕迹明显”的照片。此事经南昌铁路局官方微博宣传，迅速传遍网络，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巧合的是，事发的5月16日，正好是文革爆发50周年的日子，让一些网友惊呼“我还以为是文革时期的新闻”。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3日，江西工人“抄党章讨薪”的消息在网上大面积流传。图片显示，20多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围坐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每人案头放一本中共党章，并低头认真抄写。当地官方随即表示，这场“行为艺术”的组织者属于为了逃避债务而雇人进行的非法闹访，已经将两名当事人治安拘留。
南昌铁路局员工李云鹏、陈宣池在新婚之夜铺开纸张抄下党章。
访民江西省高院门口“抄党章”讨薪，2016年5月23日。
既然活动从正面宣传跌入哗众取宠的泥潭，网友们零星的反感也在一瞬间被集中点燃。有人讽刺道，“新婚之夜新郎不跟新娘敦一敦伟大的友谊，做一做爱做的事，反而选择手抄党章，实在令人敬佩。新郎的党性在那一刻战胜了男人的本性，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净化了空气里弥漫的荷尔蒙。”一些西方媒体也总算找到了发言的机会，认为那对新婚夫妇“值得同情”，因为“在人生最为私密的时刻，他们被用作了宣传道具”，并引述了大陆网友“要党性不要人性”的说法；对于用抄党章的方式抗议示威，西方媒体认为这是“底层智慧适应形势变化的委婉做法”。一些相对冷静的大陆评论者认为新婚夜抄党章未必就一定“反人性”，但也指出政府机构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不懂传播学，他们光是看到了‘抄党章’和新婚夜碰撞出来的火花，却没想到这一簇火花存在的合理性，可能会有点超越人性，甚至冒犯看客”。网络上的段子手们更是借两件事发起狂欢：“抄党章只能用来闹洞房，绝不允许用来闹访！”
终于被发现的形式主义错误
也许是看到了事态发展方向不妙，大陆官媒开始出手。《解放军报》5月24日发表文章称，抄写党章的形式有助于重温党章，加深对党章的理解，促进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值得鼓励。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如果抄写只动笔而不“走心”，“朋友圈”里只为了“晒字”而不见行动的“真章”，不触及思想和灵魂，就会把这一初衷很好的活动搞变味，沦为“精致的形式主义”，这是需要注意和防止的。
《人民日报》5月2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一些自我感觉不错的创新之举，可能招来网民集体批评……形式主义是最大政治不正确。”《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刊文，警告“当心被形式主义带跑题”。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更直接：抄党章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不正当行为，搞一些形式主义，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民众反感很正常”。
在另一边，“学习小组”5月23日“手抄党章100天”的新专场悄然隐匿，取而代之的是中规中矩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节选，只是在文字最后提及第二天抄写党章的内容。从24日开始，有关“手抄党章100天”活动的一切信息从“学习小组”的推送内容中彻底消失。
至此，一场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起的新媒体党建实验进行了84天后，在略显尴尬的气氛中草草收尾。
网络上一开始的热捧何以成为后来的嘲讽？有香港评论员分析，从“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到“反四风”、“三严三实”，中共官方过去做过很多政治动员，但在民间的效果并不好，“所以近年他们开始懂得‘转弯动员’──我想讲，但不从我的口讲，让别人去讲。但这些东西无论形式怎么变化，在中国都会成为一种上行下效、互相跟风……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变成一种政治自我保护的形式”。
更有分析人士认为，跟风“手抄党章”恰恰出自“趋利基因”，“不是为学习党章，或认同党章，而恰恰是一个形式主义、自我升值的目的”，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反应出“中共现在的思想凝聚力不佳”。
应该说，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意识形态几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并于文革期间走向极致，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处于“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然而，在有意回避以及错误理解意识形态（一说意识形态就是“极左”）的状态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与“转型学”（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最终都将美国化），以及“金钱拜物教”趁虚而入，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事实上的主流。且不说“信仰”，现在中共8,800万党员中，真正有多少人信任马列主义、信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这条路径，恐怕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对此，中共也做了很多再塑意识形态的努力，但多年来创造的一个个理论基本沦为概念，“没能内化为信念”。
在怎么做的问题上，也许新加坡籍学者郑永年的主张是一种可参考的意见。在他看来，政党意识形态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大众意识形态；中共目前意识形态处于弱势的困局在于“没有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并且简单的想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加于整个社会之上”。中共要解决“思想凝聚力不佳”的问题，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将两种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两条腿走路”；第二步是中共逐步接受国家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此来统合二者；第三步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造就中共意识形态的超前性。
以这样的视角来观察，中共的党建很可能也需要经历一个同样的过程。此番推出的“两学一做”是政党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可众多党员的现状却还停留在大众意识形态层面；“手抄党章100天”恰恰是要把精英意识形态的帽子硬扣在大众意识形态之上，“第一步”没走好就直接跳到了“第三步”，期间因为“排异反应”而产生的扭曲与不伦不类，自然让活动落得个惨淡收场。在国家意识形态尚未树立之前，再有类似的活动想要只强调政党意识形态，恐怕依然会变质为政治跟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新媒体党建实验沦为形式主义的“低级红”，似乎并不是一个“猜不中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