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记者：“最悲惨最恐怖的竟都在六四这日发生了”慎入组图＊阿波罗新闻网

蔡淑芳是香港《星岛日报》特派记者﹐1989午4月27日至6月4日在北京采访﹐6月5日回港。之后她在1989年6月7日的《星岛日报》发表本文详细讲述了她在北京看到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她在文章结尾说：“最悲惨的事情﹐最恐怖的场面﹐竟都在六四这日发生了。”

1989年6月5日，一名男子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坦克车队前（图源Reuters/VCG）

6月4日凌晨﹐我跟两位相熟的北京高校学生约好﹐一起前往天安门广场瞭解情况﹐我坐在他们骑来的自行车尾一直去到广场总指挥部的广播台﹐我认识的同学给我汇报了一些外围战况﹐方便我将消息传递。

同学说﹐6月3日晚10时﹐戒严部队持冲锋枪在军事博物馆枪杀了一名姓李的北京师范学院女学生。有很多市民在冲突中受伤﹐有不少人已救不活了。估计打死打伤有好几十人﹐即使前往救人的﹐都给打死。

他又说﹐很多军队都是持着枪刀冲过来进行厮杀。

凌晨0时20分﹐有很多持机关枪的装甲车已从历史博物馆路开走。

广场不断传出枪声﹐有学生对我说﹐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参赞也被打伤了。

凌晨零时40分﹐广播台宣布要向北侧撤退﹐因为军队已将广场全面包围﹐可能会由东南侧方向进军。广播台呼吁同学手挽手，肩并肩作非暴力的对抗。

广播台又抗议﹐人民军队向祖国孩子开枪﹐同学们哭喊吧﹗静静地喊吧﹗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新的一批年青的英雄们加进先烈的队伍中。

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又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表示他们会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卫天安门﹐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请全体留在天安门的市民和同学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礼。又呼吁同学要小心有便衣挑衅﹐请提高警惕。

凌晨1时﹐在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

1时10分﹐一位从医院跑回来的同学﹐身上沾满了受伤同学的鲜血﹐气急败坏地表示已经有17个同学死了﹐广播台不能再作不还手﹑不反抗的呼吁了﹐但这同学的意见没有被广播台接纳。

广播台继续广播﹐坚持绝不撤退﹐表示要以鲜血来对抗独裁者的残暴﹐并且要向历史宣布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要呼唤新生命﹐让同学们站起来。

有一位国家机关的领袖﹐通过广播台向学生说出了激励的话﹕“没有你们做不到的事情﹐和达不到的目的。”他要向广场上四位绝食者致意﹐又称李鹏等一帮人已成历史罪人﹐他希望士兵不要做帮凶﹐不能对人民动暴力。

广播台又传达了来自市民的消息﹐表示在六里桥附近有几部装甲车冲过﹐压死了三名市民。又谓﹐防暴警察已经开实弹真枪﹐打死打伤很多人。

广播台还播出一段说话﹐表示海内外共有5000多人声援学生﹐现在全体华人都团结起来了﹐又希望广场上的人齐唱“龙的传人”﹐歌声悲壮动人。

凌晨1时25分﹐我离开了广播台﹐想瞭解外围的情况﹐刚好有一部公共汽车在人民大会堂门前的路口﹐从北到南经过﹐群众发现车上有解放军时﹐马上用汽水瓶向车掷去。

遥遥的﹐还听到广播台劝子弟兵不要为政府效力﹐枪口是不能对着人民的。又呼吁同学和群众﹐若有武器必须马上放下﹐不能动武。

人民大会堂及四周都有官方的广播﹐表示马上要把天安门清场﹐要群众必须立刻撤退﹐对违抗者可取任何手段对付﹐又表示广场会由戒严部队管理﹐任何留在广场的人后果自负。

这紧急通告的广播不断在四周扬起﹐不断地重复广播﹐但市民﹑工人还是往前跑﹐那里有军队就往那里进行游说。学生则依然留在广场上不抗争﹐不还手。

从外围回到天安门广场的同学对我说﹐外围的戒严部队全部都是持枪。他们不断地乱发枪。有橡皮子弹﹐也有实弹﹐但是两种子弹都同样会令人受伤﹑流血﹑致命。

有一位工人又对我说﹐坦克车和装甲车已从长安街东西两路驶近﹐把很多人压死。他又说﹐前门口的警察已被打退三次﹐有军车被推翻﹐军队也有受伤。

凌晨1时20分﹐有军车经过﹐群众用石头掷车。有人告诉我﹐前门放了很多催泪弹。

天安门广场及四周都有火堆﹐有人烧车﹐工人自治联会总部的帐篷也被烧了。

1时51分﹐天安门的西侧有戒严部队及坦克车驶到﹐军队胡乱发枪﹐枪声不绝于耳﹐群众往后逃﹐有人倒地﹐有人赶忙救援﹐我躲在站岗亭后面避过枪林弹雨﹐认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枪声停歇后﹐他拖着我的手往后跑。

2时﹐群众喊打﹐再想往前冲﹐连续不断的怆声四起﹐往前冲不管用﹐群众和我们都要找地方躲避。一支精悍﹑无情的步兵己移进广场的西角﹐静候进一步的行动﹐群众在地上砸砖﹐找石头﹐要向军队掷去。

没多久﹐军队又从路口撤到一旁去﹐军队退一步﹐群众就向前进一步﹐仍不断有枪声响起。

2时10分﹐天安门东面有装甲车停放﹐同时又有不绝于耳的枪声﹐官方广播继续把这场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进行镇压。

2时22分﹐我目击了一个血流满面﹑受伤极重的学生被送到广场中央的急救站﹐受伤同学血流如注﹐地面血渍斑斑﹐医护人员初步急救及包扎伤口后﹐马上又把他送离广场﹐由同学护送及抬去救护车。

枪声没有停止过﹐人群遇险都会本能地逃散﹐很多人受伤﹐中弹倒地﹐同学都马上涌上前抢救﹐运走。

从东面建国门前来的军车越来越多﹐到2时30分﹐解放军一队队往历史博物馆方向跑去﹐他们全部手持武器﹑枪械﹐直跑到历史博物馆前汇合及坐下来候命。学生敢死队围住军兵﹐誓死保卫天安门。

2时40分﹐我往南面方向走﹐因为东﹑西﹑北都有枪声﹐只有南面最平静﹐我想找电话亭报消息﹐有市民自动给我坐自行车尾﹐载我去找电话亭﹐又给我向其他市民筹集了很多碎银﹐可惜摇了很多个电话也不通﹐那市民便陪我返回天安门广场。

那市民对我说﹐他是从西单赶来的﹐西单很危险﹐死伤无数﹐枪声厉害﹐他亲眼目睹了四人被抬去﹐而且有发放过催泪弹﹐因为他在现场远处旁观也感到有烟催泪的感觉。他又说﹐市民对军队冲击得很厉害﹐市民已忍无可忍。

他又说﹐群众手无寸铁﹐而戒严部队则手持盾牌和武器与群众对立﹐群众被赶跑时﹐还一边跑﹐一边喊要打倒李鹏。

另一位市民听到我们交谈后﹐也搭嘴的对我说﹐凶狠的军兵从木樨地过来﹐老太太也走出来拦截﹐但也给打倒﹐军人还用砖头来打人。他解开他的衣衫﹐给我看他被打后的伤痕。

3时17分﹐四名知识界绝食代表在广场上的广播台发出了紧急呼吁﹐希望解放军能立刻放下武器﹐不要开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代表说﹐他们采取绝食﹑静坐的方式都是和平抗议及请愿﹐想向政府表达同学的意愿﹐及抗议政府实行军管。

广播呼吁解放军派代表到纪念碑谈判﹐由他们四人劝服同学和平和有秩序地撤离广场。又希望解放军千万别向人民开枪屠杀﹐现在便进行谈判﹐他们不想再流血了。

最后广播台的绝食代表又表示﹐如果有需要﹐他们也会愿意到解放军的指挥部去谈。他们强调﹐现在流的血实在太多了﹐这是历史的罪证。

3时30分﹐我跟那市民分手﹐独自前往历史博物馆前看军兵的动静﹐有数十名市民围住军兵﹐他们苦苦相劝﹐说﹕“大家都是老百姓﹐不能这样横蛮对待人民﹐很多人流血﹑死亡﹐他们之中也有可能是你们的亲属﹐你们当兵的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打自己人的吗﹖……”有些解放军表现得很不耐烦﹐大多都是无动于衷的﹐只有极少数是强忍着泪﹐为什么这些解放军会变得麻木不仁﹖

有学生对我说﹔“这些兵都失去理性﹐只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们只知道市民打他们﹐因为军队也有伤亡﹐所以他们打人民。”

我又再返回广场﹐听到前门上有一阵巨响﹐像是炮轰。

4时正﹐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全都被截断电源﹐整个广场漆黑一片﹐充满了恐怖气氛和随时都有突袭的可能。

天安门四周再有枪声﹐广播台呼吁同学坚守广场﹐原地静坐。又叫在营幕及广场四周的同学们都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随后便播放国际歌。

在这时刻﹐我已忘记了自己﹐我只知道我这个多月来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学生一起经历这场悲壮的历史时刻﹐到底要做历史的见证﹐抑或跟随他们一起牺牲﹐在我而言﹐已经无可选择。我亮起电筒﹐匆匆忙忙的写了遗书﹐个体的我早已消失在国家兴亡的大时代﹑大潮流中了。

4时25分﹐大多数的同学都是集中在人民英雄妃念碑前﹐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广场南面走过来﹐他们大喊﹕“中国人站起来﹗”

1989年6月4日当天天安门清场后，中共坦克布满广场

广播台传出侯德健的声音﹐他说﹔“工人﹑同学们﹑市民们﹐我是侯德健﹐我们已经不能流血了﹐找们不能再留下来了﹐同学们﹑市民们﹐在场的全体的公民们﹐我敢说﹐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场运动的胜利了﹐直至今天﹐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了﹐同学们﹐我们相信在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们都不怕死。但是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代表我们四位绝食的朋友同仁﹐没有经过同学的同意﹐我们作了一件事情﹐不论同学对我们作这事情有什么态度﹐我要把这事情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到了纪念碑的北侧﹐天安门前面的部队里面﹐我们找到了部队的领导同志﹐我们希望不要再流血了。部队团中尉属51648部队﹐当中尉与我们接触以后﹐他请示了戒严总指挥部﹐同意全场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们﹐平安的撤离现场。”

说到这里﹐群众大喊﹐“不撤﹗”

侯仍在说话﹕“我们没有替大家作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权利不在我们绝食的四位同仁身上﹐这个的决定在大家的身上﹐我希望工人们﹑同学们﹑市民们﹐当我说完这话以后﹐你们不要马上作出决定﹐请同学们想一想。”

然后周舵也发言了﹐他说﹐“同学们﹐我们现在保留一滴血﹐将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在座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全体同学﹑全体市民﹐我们已经答应部队尽快地劝服同学撤离广场﹐他们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他们已经收到上级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须清理好天安门广场﹐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也就是﹐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清理广场。同学们﹐面临这最危急的形势﹐我们不能再以赤手空拳去对抗全副武装的士兵了﹐现在已经没有再谈判﹑商量的余地了﹐我们现在必须尽全力保存我们的有限的力量﹐必须要在天亮之前撤离﹐他们同意在南面留一条通道﹐我们希望同学们以学校为单位﹐马上就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地﹑安静地从南面撤离。现在是从我们自身开始体现民主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最后﹐侯德健又表示﹕“不管你们怎样看待我们决定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能平平安安的离开这里﹐不到广场上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公民撤离﹐不管是工人﹑市民﹑学生﹐我都要看到最后一个人离开这最危险的地方﹐我才会离开。”

周舵也表示﹐“我们完全赞成刚才侯德健的意见﹐我们会坚持到最后一个撤离﹐我们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尽全力说服那些感情激动的同学和市民﹐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的感情上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向他们表示同胞的敬意﹐现在同学一定要尽全力保护他们﹐说服他们和你们一起撤离﹐带着他们回到你们的学校﹐给他们安定好情绪﹐和他们做朋友﹐结成生死之交。”

“同学们﹐现在马上要进行行动了。”

侯再说﹕“我们没有为同学做出决定﹐我们希望同学们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之后﹐为自己作出决定。”

讲完后﹐还有很多人说﹔“不撤﹗”“一定要保卫广场。”

4时30分﹐广场上的灯再又重亮起来﹐戒严部队已开始戒备﹐准备进入广场。

一位工人自治联会的常委走到广播台发言﹐他说﹕“刚才一路以来的枪杀﹐已经流了很多血了﹐戒严部队马上就要来清场﹐他们已经向人民剐了一刀﹐─刀以后还有第二刀﹐我们留在这里只是无谓牺牲。同学们﹐我认为有些同学坚持留在这儿是一种幻想的表现﹐有些同学以为部队不敢对我们下手﹐这完全是幻想﹐他们已经毫无人性了﹐我们不要作无谓牺牲﹐我们要保存自己的力量﹐现在马上要撤离了。”

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亦透过广播﹐要求同学手挽手坐下﹐不要分散﹐冷静考虑采取的行动和方案﹐撤留问题的决定权是每一个公民自己的决定。

刘晓波再一次发言﹕“同学们﹐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市的市民们﹑工人﹑同胞们﹐给予我们的学生很大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运动是不会获得成功的﹐现在在广场的同学们﹐安全地撤离﹐也希望学生担负起保护工人﹑市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广场上的每一个人能够安全地离开广场﹐希望同学在这关键时刻﹐能够保护工人和市民﹐向天安门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后﹐高新亦发表讲话﹐“在这里﹐我们四人已经向广大同学﹑市民﹑工人发出呼吁﹐希望大家明确当前的形势﹐现在天安门广场只有东南面还可以撤离﹐在这一个多月的民主运动中﹐广人的工人﹑市民﹐为保护我们的爱国大学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经够多﹐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们广大的大学生﹐现在和市民﹑工人积极配合﹐大家一起有秩序地撤退﹐谢谢大家。”

他续说﹔“已经没有多大时间了﹐7时之前﹐部队必须清理广场﹐我们不能再流血了﹐请大家务必冷静。”

4时45分﹐第一批戒严部队已经潜进广场﹐并且有开枪﹐同学仍喊﹔“不可还手。”军队恃势凌人﹐大肆破坏广场上学生的旗帜﹐又喝令所有人都要坐下。

这批冲锋的戒严部队一直向纪念碑冲上去﹐在纪念碑下面的市民齐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持枪的士兵不断向纪念碑开枪﹐主要是射击挂在碑上的喇叭﹐但子弹却把纪念碑射得火花四起﹐市民又再喊﹐“不许打纪念碑。”

4时55分﹐学生开始从纪念碑向南撤退﹐戒严部队已占领纪念碑﹐把碑前的布条横额﹑旗帜﹑帐篷全部堵毁﹑破坏﹐而且还继续不断开枪。

5时正﹐坦克车开进广场﹐辗过似有帐篷﹐不理会里面到底是否还有人在﹐又推倒民主女神﹐坦克车队一直驶近同学面前﹐后面又有大批戒严部队从东﹑西两侧移近。

这时候﹐我早就被同学拉进他们的队伍﹐他们要我先撤﹐但我还是要跟他们一起进退。坦克部队候命﹐戒严部队则往前冲。

学生的撤退本来很有秩序﹐轮到我们站起来往后退时﹐大家都手挽手唱国际歌﹐有人还举起胜利的手号向戒严部队示意﹐后来给同学制止了﹐因为这些部队木无表情﹐在地上拾起折毁帐篷后剩下的木棍﹐驱赶和挥打学生﹐毫不留情﹐把同学撤离的队伍冲乱和迫得无路可走。

我被挤进灌木丛中倒下﹐同学互相推涌﹐他们大喊﹔“别挤了﹐别挤了﹗”很多同学都被挤倒﹐我站不起来﹐只好爬出来﹐但军兵就在我面前﹐他们包围住学生﹐用木棍挥打学生﹐我们跑﹐他们还是要打﹐我给打了两棍﹐没伤﹐但很多同学打得头破血流﹐鲜血喷在我的身上。

赶快跑出来之后﹐我只知道已逃过大难﹐大家心情都很难过﹐他们扶着受伤﹑流血的同学撤离。

广场的东南面﹐救护车不断驶走﹐同学持着旗号往南走﹐他们说要继续游行。有一女同学在路旁凄厉地﹑歇斯底里地大叫﹐这恐怖的一夜谁能受得了﹖

我在同学队伍中很失落﹑很悲痛地走﹐再度碰上曾经保护我﹑拉我归队的同学﹐他们挽着我的手前行﹐其中一位较激进的同学说﹔“我累了﹐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这里﹐我不能离开天安门和广场上的同学。”

同学不让他激动﹐强行扶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