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周永康落马后，《炎黄春秋》刊文反思周案，其中披露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种种罪恶，包括批量化抓捕，秘密关押审判，打压律师，还有将市局和各区县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几乎是文革时“向走资派夺权”的重演。文章提到，薄“唱红打黑”得到周永康大力支持。
图为2010年10月，周永康在重庆视察时与薄熙来同台唱红歌。
2014年周永康案刚刚发生时，法学教授崔敏在当年的第11期《炎黄春秋》刊文，反思周永康案，剖析周永康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提出切实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才能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
文章在“与薄熙来互为表里，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师，严重践踏法治”一节中说，众所周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独出心裁地发动了“唱读讲传”运动，尤其是把“唱红打黑”作为宣示其政绩的主要标志。为此，特意把号称“打黑英雄”的王立军调到重庆，委以重任，直至提拔为副市长。二人配合默契，铁腕治渝，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打黑”狂潮。
文章提到，重庆“打黑”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运动式执法，难免定性不准和扩大化。
二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例如，以批量化方式批捕、起诉和审判；公检法三机关不分彼此联合办案；嫌疑人一旦被拘捕，就以“保密”为由用编号取代姓名，不送入看守所另找地方关押，既不通知家属也不许律师会见。在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刑讯逼供势所必然。
三是限制辩护和惩治律师，要求律师“顾大局、守纪律，不纠缠细节”，等于要律师放弃职守，甚至对辩护律师治罪，李庄以“伪证罪”被判刑就是典型一例。
四是以“大换血”方式对重庆警界原班人马“全锅端”，将市局和各区县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几乎是文革时“向走资派夺权”的重演，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文章评论，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打黑”受到广泛的质疑，许多有识之士对其负面效应深感担忧，指出重庆“打黑”已成“黑打”，其中最黑之处，莫过于公权滥用，为所欲为，形成对公众安全的最大威胁。
然而，周永康却对薄熙来这一套公然违法的做法全力支持。2010年11月，周永康专程到重庆，对“唱红打黑”给予全面肯定。他的表态使薄熙来大受鼓舞，薄熙来动情地说：“永康书记对重庆政法工作做过许多重要指示，尤其对我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给予了重要指导，讲得很具体，意见很实在，使我们倍感亲切。”
文章说，正是由于有了周永康的撑腰和鼓劲，更使薄熙来毫无顾忌地恣意妄为，以致酿成更为严重的恶果。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