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在《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中披露，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自己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
即使知道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仍会继续对台销售武器，邓小平依然决心在自己掌权时期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17-2]收复台湾的重要性并非来自地缘战略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个由中国的死敌所统治的岛屿，让人痛苦地联想到中共仍未彻底结束内战。更令人难堪的是，台湾作为一个触目的象征，代表了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所带来的百年耻辱。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日，其时正值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几周之后。邓在元旦讲话中申明了收复台湾的重要性。他列出三个主要目标：（1）实现四个现代化；（2）中美关系正常化；（3）将台湾回归列入工作日程。[17-3]几天后，他又对参议员萨姆·努恩（Sam Nunn）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说，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复台湾，否则就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得不可能。[17-4]邓小平的理由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台湾为避免被军事占领只能选择与大陆统一，因此，美国维持对台关系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成阻碍。1980年1月，邓小平在说明未来十年的主要目标时，再次将统一台湾作为目标之一。[17-5]在与美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预期台湾将在几年内回归大陆，当时甚至伍德科克也这样认为。
历史上的先例也为邓小平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郑成功被刚建立的清朝打败后，率领明朝余部逃往台湾；22年后的1683年，当时统治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同意台湾重归大清管辖。1949年蒋介石被中共打败后，也逃到了台湾。邓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总统也会遵循郑家的先例。1979年元旦的全国人大致台湾同胞书宣布，如果台湾回归大陆，中国将尊重台湾的现状。邓小平也对萨姆·努恩的代表团说，如果台湾回归大陆，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一百年不变。台湾必须降下自己的国旗，但可以保留军队。[17-6]但蒋经国得悉邓小平的建议后，却作出了挑衅性的回应：他重申了增加军事预算、加强军力并最终光复大陆的意图。[17-7]此外他也继续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立法院委员则是中国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时，美国国会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它于1979年4月10日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使蒋经国大受鼓舞。
该法案旨在调整美国与台湾的贸易、交往和其他领域的一系列相关条约。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不再是全中国的正式代表，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和精神超出了对具体条约的调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国会议员的情绪。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期间，国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一心想与中国恢复邦交，很少考虑台湾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预见到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政治势力之强大。[17-8]美方在1978年12月的一个深夜把蒋经国叫醒，告诉他几小时后将宣布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这一做法被国会认为具有侮辱性，加强了国会要帮助台湾的决心。
国会中不少人得到过台湾慷慨的资金支持，或是与对台出售武器的公司有来往，他们认为正常化过程没有以任何方式顾及到忠实的台湾朋友。法案要对美国的轻慢行为有所纠正，它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自卫武器，并宣布，以和平手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
《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于它的盟友。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认为它违背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在该公报中承认“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被国会议员们视为重要的问题——台湾是民主的一面旗帜，它尊重人权，实行法治——在1979年时还谈不上，因为当时台湾当局仍在实行戡乱法，用压迫手段控制反对派，为此受到人权活动家的批评，后来这些批评则以更大的规模指向中国大陆。
《台湾关系法》的通过让邓小平怒不可遏，他为此也受到一些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认为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对美国的态度不够强硬。邓小平并不关心《台湾关系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他担心的是它的政治影响。该法案使他曾经为之奋战多年并为此牺牲了数万战友的政治使命——结束国共内战和恢复对台湾的控制权——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实现了。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断送了邓小平原本具有的说服台湾自愿回归大陆的影响力。
为了增加与台湾达成协议的可能，邓小平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通过外交渠道表现其“顽强好斗”的一面，邓小平还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向他们直接陈述中方的观点。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说，《台湾关系法》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他又说，该法有协防台湾的条款，这违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邓小平后来表示，《台湾关系法》的颁布比售武本身问题更为严重。[17-9]同时，他还尽可能地孤立台湾人民。他支持游说其他国家将台湾排除在任何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之外。他还发誓要把跟台湾做生意的外国公司赶出中国大陆市场。
比《台湾关系法》更让邓小平懊恼的是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里根发誓要给台湾以“尊严”，包括谋求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1979年8月22日，里根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前往亚洲，会见了愤怒的邓小平。陪同布什访问中国大陆、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R. Lilley）在回忆他们的会谈时说：“这是一次特别不愉快的访问。”
布什想让中国放心里根不会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助手带来了最新的新闻简报，其中包括一次里根记者招待会的报道：里根在这次招待会上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应当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为台湾的自我防御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邓小平说：“他又在搞这一套。”[17-10]他接着又说：“里根不止一次说过，他支持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不管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有何观点和立场，假如里根的言论和共和党的政纲得到贯彻，这必将损害中美关系。”
邓小平还宣布，如果共和党继续支持台湾，他将被迫起来维护“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布什尽量软化美国的立场，但据李洁明说，“邓小平仍然没有消气”。[17-11]里根当选总统后，由于他蓄意让美台关系升温，卖给台湾更多的先进武器，邓小平两年前访美时形成的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被中方日益增长的不满所取代。邓小平希望能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也想让美国帮助中国搞现代化。但是他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极其重要——假如美国给予台湾官方承认，他不惜让美中关系倒退。邓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极为坚定。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那时跟中国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么困难。1981年1月4日，里根宣誓就职的前几天，邓小平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战期间援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英雄陈纳德将军（Claire L. Chennault）的华裔遗孀陈香梅，向他们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知道陈香梅是台湾的朋友、里根就职委员会的成员，他警告她说，假如美国鼓励台湾独立，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邓告诉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但是中国对里根的一些言论感到忧虑。他说，他知道竞选人在大选前说的一些话与当选后的实际做法会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有一家美国报纸断言只要美国采取反苏立场，中国便有求于美国，对此他必须作出澄清。他承认那家报纸所说的一点，即中国确实是个穷国，但除此之外该报纸的言论全是错误的：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独立，它绝不会低三下四有求于人，它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算美国采取坚定的反苏立场，中国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忍气吞声。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里根向台湾派驻私人代表，中国将把这视为正式的官方决定，这既违反《上海公报》也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如果美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微妙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准备让中美关系不是回到70年代，而是倒退到60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不能让里根与台湾达成协定，否则将使收回台湾从长远看变得更为困难。他让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国将静观里根的一言一行。[17-12]中国对里根总统将把台湾视同为一个国家的担心，因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得以出席里根的总统就职仪式而减弱。
柴泽民曾威胁说，如果受邀的台湾代表到场，他将拒绝出席仪式。最终台湾代表并未到场，中国把这看作一个积极的信号。[17-13]不过，邓小平仍然深为关切里根与台湾的关系。
邓小平随后又想对台湾实行一系列“胡萝卜外交”，以增强对它与大陆改善关系的吸引力。中国在廖承志的领导下拟定了一个说明对台政策的新文件，并在1981年3月向英国外相卡灵顿勳爵（Lord Carrington）出示了文件的草稿。1981年9月30日，这份文件由叶剑英元帅在国庆日前一天的公开讲话中正式发布。让叶剑英来做这件事，是因为早年国共结成统一战线时他供职于黄埔军校，在国民党中有不少老朋友。叶剑英的“九点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一、谈判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二、双方应当为“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创造条件；
三、欢迎台湾人民来大陆投资经商；
四、统一之后台湾将享有高度自治，可以保留它的军队；
五、台湾现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包括私人企业和财产权，将保持不变。[17-14]
但是台湾没有作出任何回应，而中国和里根政府的关系依然紧张。邓小平知道，使用军事手段跟有美国撑腰的台湾对抗毫无胜算，于是他继续运用自己手中的另一件武器。他威胁说，中国将减少甚至结束中美合作。在得知美国打算向中国大陆出售部分武器时，邓小平回答说，如果这意味着美国要提升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级别，中国不会接受这笔生意。
里根手下的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应邓小平之邀于1981年6月访问了北京。6月16日邓小平会见黑格时重复了他对其他人说过的话：中国希望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确处理对台售武问题，则可能造成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17-15]他还对黑格说，中国同意与美国恢复邦交时，美国曾表示会逐渐减少对台售武，但后来并没有这样做。中方要求美国全面停止向台湾出售战斗机。如果美国不减少对台售武，他准备与美国断交。黑格相信，为确保中美合作对抗苏联，必须作出让步，于是向邓小平保证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只会继续向台湾销售“经过仔细挑选的防御性武器”。[17-16]邓小平向黑格表达了他的强硬观点三天后，里根总统会见了应邀前来华盛顿讨论台湾和中国关系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李光耀在回答里根的问题时说，他认为以台湾的安全状况并不需要美国拟售的 FX-15战斗机。会谈结束时，里根请李光耀给台湾的蒋经国总统捎信，告诉蒋美国难以满足台湾的全部要求，台湾现在不应当提出对高技术武器的要求，但里根总统也不会扔下蒋经国不管。数日之后，李光耀就把这个口信带给了蒋经国总统。[17-17]与此同时，邓小平和部下继续向美国施压。黑格访问中国大陆后不久，当时国务院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收到了中国外交官交给他的一份照会，其中提到，美国继续对台售武将会给双方战略合作造成严重后果。邓小平在8月底接受香港报纸采访时再次警告说，北京已经为中美关系恶化作好了准备。在10月的墨西哥坎昆峰会上，赵紫阳总理对里根总统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合作对抗苏联，但台湾问题仍是这一合作的障碍。同样是在坎昆会议上，外交部长黄华告诉黑格国务卿，中国要求得到一个明确日期，在此期限之前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可超过卡特当政时期的水平，他还要求每年逐渐减少对台售武，并确定一个具体日期完全停止出售。一周后黄华外长又转达了邓小平的要求，即在中美军事合作谈判结束之前，美国不能与台湾达成任何出售武器的协议。美国接受了邓小平的要求。黑格答覆黄华说，美国不同意为停止对台售武规定一个时限，但是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将是“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并且不会超出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17-18]为了表明北京对美国未减少对台售武的不满，赵紫阳不但拒绝了里根发出的庆祝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的访美邀请，甚至没有对他的信给予答覆。中国按“杀鸡儆猴”的古训，以荷兰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为由将中荷外交关系降级。1982年1月，美国派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出访北京，以防关系进一步恶化。[17-19]霍尔德里奇一行人受到的接待十分冷淡，但是当霍尔德里奇告诉中方官员美国决定停止向台湾出售 FSX战斗机后，中方又变得亲切起来。然而霍尔德里奇还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在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哪些武器系统之前，和北京就中美关系的框架达成更宽泛的协定。霍尔德里奇带来了一份框架协议的草稿，但中方认为它过于含糊其辞，没有对他们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北京方面要求，为使谈判继续，美国必须不再向台湾运送任何武器。[17-20]这相当于已经划出了中方的底线。1982年最初几个月，中国媒体仍不断抨击美国干涉台湾问题，中国认为这是自己的内政。
为了打破这种紧张关系，里根总统致信北京，建议让副总统乔治·布什——他与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国重要官员有着良好的关系——出访亚洲时顺道访问中国大陆。中方没有当即作出答覆，直到布什已经访问了几个亚洲国家后才通知美国，北京欢迎布什来访。布什在抵京后的最初几天发现，北京对售武问题依然态度强硬。随后邓小平请他前去会谈。会谈过程中邓提议和布什去旁边一个房间单独交谈一刻钟，只允许恒安石大使和译员在场。一小时后，布什和邓小平达成了非正式谅解，最终这被纳入了美国限制对台售武的文件。邓小平知道已经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结果：美国不会停止对台售武，但对售武作了限制——而随着美国对台售武的减少，邓小平可以乐观地认为，从长远看台湾终将回归大陆。这次谈话之后中方对美国的责难便消失了，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17-21]一年多来像一位军人那样以强硬姿态气势汹汹地教训美国官员的邓小平，又变成了一个幽默风趣的合作夥伴。[17-22]邓小平和布什在会谈中达成的谅解，成了恒安石和中方同行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的基础，并形成了《关于美国对台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签署）该协议对美国售台武器作出限制，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还规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成最后的解决”。[17-23]为了安抚台湾及对公报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里根总统邀请30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开了一个情况介绍会，向他们解释为何这一协议并未伤害台湾。
8月17日公报一公布，邓小平就邀请恒安石与他非正式会面。在和蔼的交谈中，邓小平祝贺恒安石达成了协定。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三个基础文件。[17-24]此后直到天安门悲剧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它也为里根总统1984年4月下旬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与邓小平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友好会谈。邓在解释了中方的对台立场后，请里根从中方观点考虑问题，不要因为蒋经国而本末倒置。[17-25]
里根感到这次访问很愉快，他说邓小平“看起来不像共产党”。[17-26]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自己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17-27]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作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两年后的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台湾人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7-28]
注释：
[17-2]关于台湾和中美关系的一般背景，参见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States，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New York： Twayne，1994); Robert S.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Taiwan Strait(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 Michel Oksenberg，“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W. W. Norton，1997)， pp.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and U.S.-PRC Relations(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日，页141。
[1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9日，页151。
[1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6日，页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9年1月9日，页467–468；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London： John Murray，1993); LWMOT， tape19， p.21.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后，在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间聚谈了39次，记录下他们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经历。
[17-7]Robert A. Madsen，“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1969–1979，”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1999， pp.274–275.
[17-8]Tucker， Strait Talk， p.108.
[17-9]与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的谈话，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年9月10日，页931–932。
[17-10]Tucker， Strait Talk， pp.132–133.
[17-11]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New York： PublicAffairs，2004)， pp.218–220.另参见John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Relations(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7)， pp.197–198.
[17-12]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1975-1982(Beijing： ForeignLanguages Press，1994;2nd ed.，1995)， pp.371–372;《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页181–185。
[17-13]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199–201.
[17-14]新华社，1981年9月30日。
[17-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年6月16日，页748–749。
[17-1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82.
[17-17]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1965–2000(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0)， pp.527–531.
[17-18]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4–185;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1–215;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Macmillan，198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History(New York： PublicAffairs，1999).
[17-19]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1–215;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6–187.
[17-20]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5–222.
[17-21]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22–226. Holdridge陪同布什访问中国大陆。
[17-22]类似的解释见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240; Ross， NegotiatingCooperation， pp.190–258.
[17-23]关于协议具体内容的谈判是在恒安石大使和中方对等官员之间进行的，中方将谈判结果送邓小平批准。[17-24]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30–241;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9–200.三个公报收入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265–272及 Holdridge， Crossingthe Divide， pp.263–279。
[17-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年4月28日，页971。
[17-26]2008年12月与美国国防部官员Eden Woon的访谈。
[17-27]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677–679.
[17-28]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页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