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官方公布，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卸任。王和刚去职的江西省委书记强卫，都不到退休年龄。外界猜测，其〝中途下马〞不是什么好兆头。王儒林被“海外”党媒披露已转任闲职，其突然卸任是因为成为习近平整治“为官不为”的负面典型。
北京时间6月30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刚卸任的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转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儒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也是继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之后，北京当局连续公布的第二个〝中途下马〞的省委书记。
王儒林（网络图片）
公开资料显示，王儒林生于1953年，今年63岁，并未触及65岁的退休年龄红线。这与当局免职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时，方式几乎一样。
1953年3月出生的强卫今年63岁，也未达到65岁的退休年限，但在当局6月29日公布的任免名单中，强卫也是〝突然下马〞。
耐人寻味的是，在人事任命通报中，当局并没有说明强卫〝另有任用〞，也没有马上公布王儒林的去向。
按照中共现行规定，强卫和王儒林符合〝可以连任〞的年龄。一般分析认为，他们的〝中途下马〞应该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过，此前一日，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已报道，从知情人士处获知的消息称，王儒林已被调任全国人大农委会副主任。
强卫和王儒林，都被指是江派人马。
王儒林被指是江派常委张德江的“吉林帮”要员。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于2014年8月底被习近平的浙江旧部巴音朝鲁取代。当时外界认为，王儒林被调离吉林是“调虎离山”之计，以便习近平当局清洗吉林帮。同时，王被调任官场塌方式腐败的山西，是被“架在火上烤”。
王儒林与强卫一样，他们的仕途都是靠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而发迹。二人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对象。
王儒林在1999年任吉林省延边州委书记时，就追随江泽民政策残酷迫害法轮功；2001年1月，王担任吉林省委政法委书记，成为江泽民在吉林省迫害法轮功的直接马仔。
党媒：王儒林是习近平整治“为官不为”的负面典型
多维网报道还说，据一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透露，王儒林任职山西后，虽然在反腐上着力颇多，但在其它方面，尤其是事关经济发展的事项上，“有严重的不作为情况”，很多本应顺利开展的经济工作因此陷入停滞，在山西中层、基层干部中引发了相当的不满情绪。
此外，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在太原等地频繁发生的工人上访、新闻工作者上街讨薪等群体性事件，也都与相关问题迟迟得不到答复与解决有关，这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认为“王儒林难辞其咎”。而在经济层面，王儒林更被认为“管的很少”、“无所建树”。山西已经连续几年在经济困境的泥潭中挣扎，2015年的GDP增速仅为3.1%，排名全国倒数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仅为3%，继续“稳居”倒数第二。
以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超大型国企持续低迷，直接导致大批职工的生活水准直线下降。因为政府内部传出“王儒林不作为”的声音，很多老百姓将自己生活上这笔账算到了王儒林头上，以至于闹得山西当地民怨沸腾。
多维表示，关于这一说法，山西一家官媒内部某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证实，29日传出王儒林将调走的消息后，甚至在大街上都能听见老百姓议论“早调走早好”，可见怨气之深。
习近平下狠药，治疗“不作为”顽疾
党媒新华社报道，政治局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官方表述里，这一条例专门点出了要严肃追求责任的三种情形——“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在以往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基础上，条例又加上了“领导责任”。
而其目的，则是让“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联系实际、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从而“倒逼责任落实，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大陆媒体纷纷对《问责条例》进行解读。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者“i看见”发表题为“习近平怒了，放出狠话，要下狠药治疗这一顽疾”的文章解读，“失职失责”说的是官员怠政、惰政、懒政，是为官不为。从现在开始，将“为官不为”明确写进了《问责条例》，目的就是要“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文章说，对“为官不为”这一问题，在6月27日召开的深改组第25次会议上，习近平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要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最近两天的会议上，习近平一改之前劝说姿态，对全体官员首次发出了狠话。
在“为官不为”这一问题上，2013年6月28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说：“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当时习近平的口气还是很委婉的，对“为官不为”这一现象是以劝说、鼓励为主。但一年以后，习近平的口气变了。
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说：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从敢想敢作敢当，到感到羞耻、严厉批评，很明显，与2013年相比，习近平的口气变得严厉了很多。为什么？就是这一现象呈扩大之势。
2015年2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也曾怒批中共各级官员“为官不为”，并称要对“懒政庸政怠政、不作为的”进行问责，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采取措施。
对此，阿波罗网评论编辑赵亮轩认为，目前中共政权无论政治、经济上都面临重重危机，而因为中共官场的集体“不作为”和“乱作为”，习近平阵营应对危机的各项改革都政令不通，推进困难。比如当下引动舆论的雷洋案，习近平阵营虽然要求“依法公开”，但是政法系统，特别是仍由江派把持的公安部仍然抱团抵抗，案情推动极其困难。而造成这种整“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共“无官不贪”，高压反腐使得人人自危，只图自保，无心“作为”；另一方面，数量巨大的江派背景官员面对习阵营的整肃，拉帮结派，消极抵抗，不断搅局。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中共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层面已经失效，最终最有效的方式是使用党内规则、政治规矩。因为中共的“铁的纪律”，任何问题一旦上升到政治层面，在党内就会产生绝对的强制效果。因此，当局此时推行“党内”问责机制，或为强迫各级官员担当责任，停止搅局抵抗，以最终解决“政令畅通”和保证各级官员的“忠心”。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