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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最后为大16岁爱妻做了洋和尚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更是中国外交史上传统与现代外交官世代交替的代表性人物。辛亥首义时,陆征祥适任清朝驻俄公使,他联络多位驻外使节, 联名要求清帝退位而有功民国。民国成立后,陆征祥受邀出任北洋政府的首任外长,在复杂的政治情势中,坚持以外交专业,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并致力建立现 代的外交部组织架构,培植专业人才,奠定民国外交的基础。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更是中国外交史上传统与现代外交官世代交替的代表性人物。辛亥首义时,陆征祥适任清朝驻俄公使,他联络多位驻外使节,联名要求清帝退位而有功民国。民国成立后,陆征祥受邀出任北洋政府的首任外长,在复杂的政治情势中,坚持以外交专业,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并致力建立现代的外交部组织架构,培植专业人才,奠定民国外交的基础。但1915年主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忍辱负重,背负“卖国贼”的骂名;1919年代表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力抗世界列强,未果,掀起“五四运动”……。
晚年,面对丧妻之恸,他进入爱妻在比利时家乡的修道院,将尘世的荣辱还诸于天地。虽身处宗教界,他仍发挥影响力,厚实中华民国与欧洲及教廷的外交关系。
 
培德女士比陆征祥大16岁,是比利时驻俄大使的家教,祖父和父亲都是比利时的将军。培德和一般女子不同,她对国际情势与外交事务颇有想法,陆征祥为了她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与她携手终生。
 
1915年主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在世界各国自顾不暇的艰困环境下,以拖延战术与日本周旋,最终达成取消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但举国震怒。他的被迫签字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1919年,陆征祥再度代表政府参加巴黎和会,与王正廷、顾维钧力抗群雄,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等要求。和会中,中国被视为三等国,世界各国碍于日本的压力,仍旧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掀起“五四运动”……。煎熬中,陆征祥说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丧礼,听到了自己的安魂曲。
 

1926年他挚爱的培德女士病逝,陆征祥说“我的心情像沙漠”,他埋葬了爱妻,也埋葬了过去,进入天主教本笃会修道院。成为神父的陆征祥仍然心向祖国,在欧洲持续为国家发声;二次大战期间,他不顾盖世太保的威胁,巡回比利时各地演说,为中华民国与比利时外交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础。

来源:台湾公视


1871年6月12日的黄昏,阴沉的天空没有一丝风,闷得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传教士陆诚安在自家产房外焦急地踱步,不时从汗水湿透的衣衫里兜掏出手帕抹擦着脸上的汗流,偶尔悄悄将耳朵贴向门缝听里面的动静。妻子难产已经折腾得死去活来,这样下去不但是孩子就是大人也性命难保……想到这里他感到一阵眩晕,嘴里念念有词:“上帝保佑,上帝保佑!”突然里屋一阵骚动,随着一声嘶哑的婴儿啼哭声,产房里传出:“生了,生了!是个男孩!”陆诚安如释重负,一切都化险为夷。“也许孩子象征着吉祥,我看就取名‘陆征祥’吧,字‘子兴’,象征着儿子的兴旺!”他轻声地与刚缓过气来的妻子商量着。

不过这个叫征祥的孩子并没有给自家带来多少吉祥。妻子吴金灵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苦熬数年,终于在陆征祥8岁时撒手人寰。陆征祥从小就跟着信仰虔诚的父亲在冥冥上帝的引导下开始了他的人生。

学习洋文,顺利步入外交界

陆诚安从小生活在江苏太仓一个偏僻的农村,青年时期闯荡上海,由于生活困顿在徐家汇一处教堂做杂务,开始信仰基督教。由于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甚至“恨屋及乌”,由憎恨中国的官场恶习,到厌恶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蓄意让儿子与中国文化断层,决定不送孩子上私塾,他自己做儿子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正是这种文化断层,为陆征祥尔后出任国务总理的失败埋下伏笔,也是他最终遁入空门当了洋和尚的文化根源。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本满篇洋文的课本,意想不到地把陆征祥带入外交生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颟顸昏聩的清朝统治者大脑似乎清醒了些,他们开始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兴起了洋务运动。为了培养通洋人才,在总理衙门主持下,在北京开办了“同文馆”,又在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开设格致课程。陆诚安决定送儿子入广方言馆,学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但由于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加之学习刻苦,成绩又好,深受校方重视。1892年,陆征祥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成为大清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赴俄前,陆氏父子都以为只是短期出国历练一番,没想到的是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迫切需要从这批年轻人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亲信并培养为外交官。那条件自然是:平民出身,家庭没有任何社会背景;自身简约,没有染上官场恶习;上进心强,熟悉西洋外事业务。许景澄经过暗中探访,尤其经过在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一口咬定“非陆征祥莫属”。

陆征祥遂向许公使陈明心迹:“征祥自幼丧母,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希望能回国和父亲团聚。”

“子兴,自古忠孝难得两全,国事大于家事,大丈夫当以身许国为荣,何故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许景澄正色道。

“许大人待祥如再生父母,学生当谨从大人教诲,为国效力。也需告知家父,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大人安排!”

两个月后,陆征祥在圣彼得堡接到来自上海父亲的信:“人贵能自理耳!今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读到这里,陆征祥两眼被泪水模糊了。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做了整整14年。

交谊舞会,圣彼得堡情定终身

陆征祥驻俄期间,沙俄宫廷里的应酬性酒会、舞会十分频繁。陆征祥懂洋文,娴熟外交礼仪,又善于应酬,加之许景澄视陆征祥为知己,所以许公使每次被邀时,都带着陆征祥参加。欧洲列强看不起中国,独对陆征祥另眼看待。陆当时年轻英俊,熟知基督教文化,尤其那一口地道流畅的法语,仿佛就是与洋人交际的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各国驻俄使馆人士都愿意与他交往,陆征祥逐渐成为沙俄宫廷宴会中的一位活跃人物。这时他也不知不觉地被一位好奇心十足的比利时小姐培德·博斐盯上。

培德的祖父两代都是比利时将军,父亲与比利时驻俄公使罗核是亲戚。培德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跟着罗核到俄国读书。学习之余经常陪同罗核出入国际性的应酬和交际场合。在她的眼里,古老的中国一切都很神秘,中国人仿佛是个猜不透的谜。当她第一次知道陆征祥是一位外交官时,感到大为惊奇。她眼前的陆征祥不但脑袋后没有尾巴一样的辫子,而且笔挺的西装、黑亮的分头让她觉得陆征祥同那些穿着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公使站在一起时简直是个叛逆英雄。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要同这位中国人交朋友。

陆征祥虽善于与洋人打交道,但外交经历使他对洋人没有多少好感。在交际场合,无论遇到多么美貌的贵族小姐、外交官夫人,从不产生非分之想。在一次大型舞会上,早已暗中留意陆征祥许久的培德主动邀请他共舞。他怀着戒备的心态,却不得不以彬彬有礼的外交风度轻挽着培德的腰谨慎起舞。而美貌、大方、性格外向的培德却与之相反,她虽然内心也有些紧张,但是好奇和兴奋促使她不停地向陆征祥提问题,时用英语,时用法语,偶尔还夹着几个俄语单词。陆征祥被这位洋小姐提出的天真幼稚的问题逗得直想发笑,他耐着性子一一作答,逐渐放下了紧张和戒备。倾心交谈后,陆征祥居然喜欢上这个比自己年龄大许多的洋小姐。培德见陆征祥谈吐颇有风度,也渐生爱慕。舞会结束时,两情依依,难舍难分。应培德的要求,他们开始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约会。等到许景澄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两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作为对陆征祥厚爱有加的上级加老师的许公使,即使清政府没有什么禁令,他也十分反对这惊世骇俗的涉外婚姻,理由是如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主张的那样,外交官不宜娶外国太太。更何况,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与生下来的混血儿是不能进家族祠堂,更不能入祖坟的。因此许景澄再三向陆征祥发出警告,怎奈陆征祥深陷爱河不能自拔,许公使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奏明朝廷,从有利于外交出发,准其联姻。1889年春天,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陆征祥与培德举行了欧式婚礼。在婚礼上,许景澄还不忘幽了一默:“子兴!你学外国学得很彻底,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没有儿孙,你太太又先于你过世,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是外国的习惯。”

没想到一语成谶,陆征祥的晚年,这句玩笑话竟变成了事实。

施展才华,创民国现代外交

1911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驻外使节们群情激奋,在陆征祥倡导下,他们联名劝清帝退位。就在这年年底,陆征祥加入了天主教。

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国内来电催促陆征祥回国出任外交总长。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征祥,一来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陆征祥一再推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回国前,陆征祥向袁世凯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应后,他才起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积累的经验,陆征祥引进了富有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西方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定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陆征祥上任后,立刻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现职,由他考核后重新任命;同时,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一律经过考核后择优录取;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要求外交部所有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开创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

陆征祥用人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150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序列。部里有一姓余的厨师,当年曾得慈禧太后宠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宴请西方外宾,欲用西宴,要这位姓余的厨子主勺,他竟敢与李鸿章较劲不干,李也竟然拿他没辙。这位厨子还向清朝的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认为凭自己的“影响”,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端着架子,后来发现新外长行事果然与前清大老爷不同,就慌了神,精选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人。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方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视作中共外交部改革的新风尚。

拙言内阁,误当短命国务总理

正当陆外长改革外交部大见成效之际,民国元年6月27日,唐绍仪总理在袁世凯威逼下辞职。袁总统偏偏选中了陆征祥这位在国内没有任何背景的中立派为总理人选,组成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的“超然内阁”。袁世凯的用意很清楚:这位陆某人是个超然的、无政治色彩的人物,对国内政情又不熟悉,很好利用。

陆征祥于民国元年6月29日受任国务总理,7月18日经参议院通过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报告施政方针。当他身着燕尾服以外交家的风度步入参议院之时,全院议员肃然起敬。议员们以为他历经外交事务,谙熟中西,必多经验,且才名卓越,应有特别政见。陆征祥登上演讲坛时,大家凝神侧耳,恭聆宏论。哪知道这位陆总理竟是外交内行,内政外行;擅长外语,而拙于国语。尤其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如果不仔细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他自己不明白要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等到表述阁员时,他突然大声道:“有了国务总理,断不可无国务员,若国务员没有才望,单靠一个总理,是断断不能成事的。鄙人忝任总理自愧无才,全仗国务员选得能干,方可共同办事,不致溺职,现已拟有数人,望诸公秉公解决。譬如人家做生日,也须先开菜单,拣择可口的菜蔬,况是重大的国务员呢?”听到此处,议员们愕然了,只听有人嬉笑道:“总理迭使外洋,惯吃西餐,自然留意菜单,我等都从乡里中来,连鱼翅、海参都未曾尝过,晓得什么大菜。”这边笑声未落,那边奚落又起:“想是总理的生辰,就在这数日内,我等又要登堂祝寿。想总理府中的菜单,总是预先拣择,格外精美呢。”此时站在讲坛上的陆征祥听到这等讥评,不觉面红耳赤,当下无意演说,竟自垂头丧气走下台,勉强把内阁名单交给议长吴景濂,仓皇离去。议员们一片哗然。

袁世凯对此不以为然:“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当总理,德国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有议员认为,陆征祥在参议院获得74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推翻,则当日74张同意票岂非盲选?

尽管袁世凯和部分参议员有如此主张,可是参议院仍然给予陆征祥以极大的难堪,一口气把陆征祥所提的六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陆征祥还未过当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吓得只好称病住进医院,抵死也不肯出来。1912年9月,袁世凯只好另委赵秉钧组阁,陆征祥继续当他的外交总长,后又改任袁世凯的外交顾问。

“二十一条”谈判,百日抗争终签降表

1914年8月29日,日本对德宣战,第二天出兵攻占中国青岛,侵犯潍县,攻入济南,破坏中国中立。袁世凯一心只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却不管强盗破门而入。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看准袁世凯的软肋,公然指使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强令中国不得泄露。陆征祥拿到“二十一条”条款后,汗如雨下:若签这个条约,等于把中国拱手让给日本;自己代表政府签约,就成了当年的李鸿章。他战战兢兢去见袁世凯。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陆征祥指出:“日本借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意欲控制我国,尤其第五项中日合办警政、军械厂等内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不可与议。”并表示自己不愿意主持和参加这个谈判。袁世凯既不敢拒绝与日本谈判,又因总长孙宝琦初次会见日本公使态度失当,所以令陆征祥必须充任总长与日本交涉。

自谈判开始至最后签约的4个多月里,每周3次会议,一条一款,反复论争,斗争激烈,陆征祥据理力争,双方僵持不下。1915年3月8日,日置益强硬表示:若此无满意之回答,“日本国之军国民势,难再徇情”,“恐生不测之事”!随后即向“南满”增兵,并进行军事演习,实施外交与武力恫吓。日本之野蛮行为使北洋政府为之震动,他们生怕局势破裂,要陆征祥务必维持外交和局,有个“令双方满意的结果”。陆征祥迫于内外压力,虽在部分内容上作了让步,但重大条款仍不松动,并严厉质问日本增兵中国之原因,日置益胡言乱语,使谈判又几度僵持。

日本人终于凶相毕露,开始调集海陆军拉开拼命姿态,并于1915年5月7日向陆征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作出“满意之答复”,不然日本“将执任意手段”。

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召开府院会议研究对策,陆征祥仍认为若答应日方条件,“不啻亡国”,强调“第五款尤不可答允”。但袁世凯及府院要人皆恐与日本决裂,说只能取“委屈一途”。最终由曹汝霖主持连夜拟稿,5月9日陆征祥将复文递交日本。陆征祥沉痛地说:“余百余日努力,竟换来一纸降表!”

拒签巴黎和约,铸就中国外交里程碑

1917年8月,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对德、奥宣战。陆征祥任外交最高委员会委员,积极为段祺瑞奔走。他为什么如此卖力呢?因为他预料德、奥必败,协约国必胜,中国参加协约国,大战胜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必然提高,这样就可以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举行。陆征祥以战胜国姿态率团赴会的当天,即向27国提出取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归还山东等七大问题。诡计多端的日本早于巴黎和会之前就与英、美、法等国沆瀣一气,根本不把中国放在战胜国之列。陆征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英、美、法、日等“大国强权”威逼之下,严正申明中国立场,毫不退让。他们的折冲、论辩,让从不把中国代表放在眼里的英、美大国代表,也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甚至为中国代表的精彩论辩而鼓掌。然而,口头论争的成功终难战胜强权。4月30日,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上,仍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全部让给日本。

陆征祥愤怒之极,见中国代表的努力又将落空,自己将再辱使命,即致电北洋政府说:“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要求辞去全权之责,甘愿接受惩罚,但未得允准。随即向三国会议提出严正抗议,质问三国首脑“究竟持何理由,可将我山东权利给日本!”“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三国“置我四万万人民于何地也!”然而,列强不顾陆征祥代表中国提出的严正抗议,于5月6日召开全体会议,仍坚持对中国不公正的态度,陆征祥当即发言,声明中国代表对三国首脑会议的决定不予接受,要求大会重新议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

这期间,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国民强烈要求北京政府电令代表拒绝签字,严惩卖国的曹汝霖等人。风起云涌的群众爱国运动促使国内局势出现“其势汹汹,已成不稳之象”,国务总理钱能训被迫辞职,总统徐世昌对签字与否不敢明确表态,府院首脑也不敢决定。最后,因北京政府害怕列强,又惧怕人民,只电令陆征祥“审度情形,自酌办法”。

中国代表进退两难,态度也难达一致。陆征祥一度表示畏难,称病住进医院。但是局势发展不许他们回避,爱国运动由国内发展到国外,国外的华侨、留学生纷纷集会,抗议列强的强权政治。陆征祥在如火如荼形势的逼迫和鼓舞下,重新抖擞精神,与列强抗争。陆征祥、顾维均等人又向大会提出各种修改、折衷、存留、附片声明等办法,以代替正式签字,都被拒绝。就在签字前一天,数十位在法国的山东华工,听说中国代表团要签字,便找到陆征祥的住处,没有见到陆。他们留下一支手枪和一份警告书,警告书上写着:“狗奴陆征祥,你果然是签字专家,你签了‘二十一条’,如今又要出卖俺山东,明天你要是签字,俺兄弟一定在马赛奉候,保你回不了中国。”在列强的威胁与利诱并存,爱国侨胞声援与压力同在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已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态,他们最终集体议定:拒绝签字。

拒签和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家甚至认为这是一道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外交首次打破以往“始争终让”惯例,开创同列强抗争的先例。1919年岁未,陆征祥率团由巴黎回国,船到吴淞口,数千群众高举“欢迎不签字代表”旗帜列队迎接。陆征祥感动得直流眼泪,面对群情激昂的群众,他慷慨陈词:“诸位放心,我们决不会和日本人谈判,我们都是中国人,爱国不分先后。”

情笃贤妻,遁入空门洋和尚

陆征祥非常敬重妻子,两人感情和美融洽。他们相守27年,培德不但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而且在陆征祥的外交生涯中,每有行动皆有夫人出谋划策。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惯,不出门,不入社交。在巴黎和会的论争中,培德事前为他分析形势,决定进退,使他甚感这位比利时夫人不同凡响。夫人与他共行共止,感情绝非一般夫妻可比。

1922年,培德病倒。尽管陆征祥精心照料,仍不见好转。医生说:病人生在欧洲,也许转往故土病情会好转。为此陆征祥向政府申请辞职西去为夫人治病。北洋政府考虑再三,作出两相其便的决定:派他出任瑞士公使,使他能带夫人出国治病。期间,培德的病情每况愈下,痛苦万分。1925年,陆征祥实在无计可施,他远涉罗马,请罗马教皇为夫人施法求圣。然而上帝也没辙,1926年4月,培德在瑞士阖然长逝。陆征祥旋即辞去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夫人逝前,他曾立誓:夫人一旦魂归天国,他将终身独居,进隐修院隐修,与妻子魂魄相守共处。

1927年10月4日,陆征祥只身来到比利时圣安德诺修道院,改容更衣,剃却胡须,穿上青袍,戴上风帽。从此,陆征祥在这里化名为天士比德修士。

心系祖国,百年孤魂绕异邦

成为“洋和尚”的陆征祥并未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忆起早年贪恋权位,违心签署“二十一条”,时常悔恨不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陆征祥主编了《益世海外通讯》,介绍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

1940年5月,希特勒出动大军占领了比利时,圣安德诺修道院也被德军充作军营,包括陆征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修道院。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并未动摇陆征祥反抗法西斯的信念,他不顾纳粹盖世太保的干扰和威胁,坚持在比利时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心灵慰藉。由于陆征祥频繁进行反纳粹宣传,盖世太保盯上了他,派人将他抓起来,并警告他:“不许公然集会,否则将被视为破坏分子送往波兰。”但获释后的陆征祥不但没有听从警告,反而更加积极进行演说。结果,陆征祥被恼羞成怒的盖世太保写进了“黑名单”。由于占领比利时的总督冯·法肯豪森曾担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出面极力阻止,陆征祥才得以避免被押送到波兰集中营的厄运。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陆征祥利用组织人们祷告的机会,向不知情的比利时人民通报了这一消息——“比利时的解放为时不远了!”他的消息鼓励着比利时人民熬过黎明前的黑暗。1944年9月24日,随着盟军解放比利时,被迫云游四方的陆征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圣安德诺修道院,罗马教皇任命他为修道院名誉院长。

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此时,他仍然挂念着祖国。当修道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布鲁日黑衣修女病院看望他时,病危的陆征祥吃力地说出了“中国”二字。南文主教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见他伸出三根手指,南文主教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陆疲倦地笑着合上双目,终年78岁。(作者常家树,原题为《从外交家到洋和尚——民国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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