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月，大陆盛传中央将原本五年一届、本应在明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前至今年夏季举行。多位官方智库学者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当前经济下行、开工不足、资本市场胶着、楼市走势徘徊的大环境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一阵热炒之后，金融会议却无声无息了。直到最近，又有国家发改委下属单位间接透露，金融会议将推迟到九月之后。
在当前经济下行、资本市场胶着、楼市走势徘徊的大环境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提前半年召开本就不寻常，提前之后又推迟则更罕见。外界对于金融会议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应对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如何调整，二是金融监督管理体制如何改革理顺。这二者实际上也是密不可分的，当下许多金融市场的矛盾弊端与体制不甚完善有关，而金融政策的落实又必须通过监管体制去护航。
金融会议会期的「波动」，或许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直观表现，即决策高层对于政策取向、改革路径也未能形成一致。在中国，能够影响重大、全局性、中央级会议会期的，也只有这一因素。从今年以来，高层在一些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成为外界持续追踪的话题。无论是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与表述、房地产市场的去杠杆与加杠杆，还是实体经济的去产能与保增长、国有企业改革的收权与放权，高层声音和态度都存在不少差异。
这种差异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到金融领域。实际上，前述经济政策分歧所涉及的问题，几乎全部与金融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非法集资等等。今年年初，一些地方政府开闸放水，引发了楼市急速波动。而后遭到「权威人士」严厉批评，通过《人民日报》发文提出，「恢复房地产市场正常运行，去掉一些不合时宜的行政手段是必要的，但假如搞大力度刺激，必然制造泡沫，这个教训必须汲取。」而之前那些一时间纷纷加杠杆刺激楼市的地方政府，显然也并非巧合，乃是受到高层政策风向影响。这是经济政策分歧的一个实证。
联系来看，要召开全国金融会议，就必须对一整套金融政策调整定案，经济形势严峻，也不能久拖不决，这是此前传出金融会议提前召开的原因；而当政策难以定案，分歧无法弥合，则推迟会议召开，又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此外，金融会议的另一项核心议题，即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面临同样的窘境。金融混业发展是大势所趋，现行银监、证监、保监分业监管，各管一摊，力量分散，反应效率低下，必须进行改革，这是各方的共识。但如何改，则不同方案，各有利弊，亦无法迅速拍板。除了部门割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是另一个症结。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是中央高度集权，银、证、保都是上下一条线，各自在地方下设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垂直管理。要进行监管体制改革，一是重新厘定「一行三会」权责的分合，二是重新进行中央与地方金融权责的划分。而目前地方债务问题突出，这种分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局部性金融灾难。
按照多年来的惯例，通常在政府换届的同时进行机构改革。本届国务院将在2018年3月换届，金融机构的改革在未来的一年半时间内分步骤进行，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否则，急于合并「一行三会」，而庞大的队伍无法有效整合，则实际意义不大。从十八大之后，中央党务系统新建了深改办、国安办、网信办，军队系统进行了全面洗牌式的重大改革，司法系统组建了巡回法庭、法院检察院省级统管，群团组织对工青妇进行「大手术」，纪检系统对纪检组、巡视组和中纪委结构也进行了全面整改，接下来，政府系统的改革不可避免，金融领域更将如此。仅存悬念的，只是时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