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难过长安街，这是中共政坛的顽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局日前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落实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划分上的决定权，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维护中央权威。实现权、责、利统一；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这是一九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后的首个央地事权划分意见，意义深远。
「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甚至是顽症
中央与地方诸侯博弈近年来愈演愈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地方挟财自重，出现系统性、全局性的各自为政、独立成王的「权力割据」局面，这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最为明显。胡温无法指挥重庆，薄熙来在当地自把自为，以平西王自居。
中共十八大之后，诸侯割据现象仍然严重，李克强曾多次因政令不通而在高层会议发火，甚至拍桌子，曾强硬要求国务院文件七天之内必须下发。习近平也接连放话要突破改革的「肠梗阻」，施压地方大员。背后其实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之争。
规范财权厘清职责央地博弈另一方面是近年来权利不断上归中央，而责任却不断下沉地方，诸侯为此叫苦不迭，如芒在背，而税收的大头却收交中央。地方诸侯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懒政怠政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疯狂卖地敛财，或者乱收费扰民，负作用巨大。
央地关系的乱象，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缺失的结果。今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明确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九大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这个清单不仅强调的是权力的上收，实际上还凸显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责任，同时也规范央地共同财政事权，厘清职责，避免互相推诿。今次央地财政权责划分改革，是要在「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模式中，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寻找到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治理模式，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
第五代不遗余力地进行改革攻坚，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力度远远超过了胡温的所谓黄金十年。不过，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必然遭到强烈的抵制，正是精英层腹诽不断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