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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精神竟然=日本精神+拒绝党领导+美国训练?

—举国盛赞女排夺冠,郎平救了中国心?

程晓农:郎平出身于这个体制, 深知其毛病,所以这次执教中国女排,要求摆脱中国体制,采用她在美国所学的体育管理和训练方法。陈破空:中国女排的奠基人是日本人大松博文,周恩来曾邀请他到上海训练中国女排,才使中国女排得到了日本女排的真传。里约奥运会,中国队成绩大幅滑坡,官方媒体只好提出不再崇尚“金牌至上”,以此降低社会期望值,中国女排意外夺冠,又重新激发 了“金牌至上”的民族狂热。

中国女排在奥运夺取金牌,成为中国军团本届奥运的最大高潮与亮点。其决赛收视率两倍于春晚,微博评论远超王宝强事件。这枚被中国民众称为“含金量最高”的金牌,为因中国金牌排名下滑而疲软的民意注入了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一时间全民狂欢,举国点赞,“女排精神就是民族精神”,“这块金牌重于泰山”等评语爆满正能量。中国民众的“女排情节”从何而来?相比于足球篮球等其他大球弱项,女排一支独秀,但同时也担负“民族精神”之重负,是否公平?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屏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刘屏说,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夺金,举国欢腾;前总书记江泽民欢庆90大寿,疑云重重。两件事毫不相干,却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虽然走上富强之路,却依然缺乏信心。女排夺金,全国乐不可支;那其他没有夺冠的,岂不要举国同悲了?近代奥运的创始人古柏丁引述美国一位大主教的话,成為奥林匹克格言:「奥运最重要的,在於参加,不在於获胜;正如人生最重要的,不在成功,而在奋斗。真正重要的,不是征服,而在於打了美好的仗」。

程晓农表示,女派沉寂多年后再次夺冠,值得祝贺。不过,国内的热情与80年代初对比已经有所变化,那种单纯把球赛胜负与爱国主义挂钩的情绪有所回落。女排多年来成绩很差,充分暴露出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弊病;郎平出身于这个体制,深知其毛病,所以这次执教中国女排,要求摆脱中国体制,采用她在美国所学的体育管理和训练方法。比如,废除了国家女排袁伟民时代立下的用蹲杠铃来练体能的规矩,那会造成运动员膝盖伤残。现在女排夺金了,国人高兴,但是国家体育总局恐怕不见得真高兴,因为那是对他们的一张否决票。80年代初中国国门未开,大学生眼界窄,女排赢球,就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流播全国,至今尚存,其实,没必要那样拔高。赢球了是英雄、是“女排精神”,那输球了是什么精神,世界上哪有只赢不输的球队?另外,运动员不是政府资产,要尊重他们对个人生涯的选择。当年郎平退役后出国执教,《人民日报》曾发文批评;2008年郎平率美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会上击败中国女排后,不少国人攻击郎平是“汉奸、卖国贼”,连围棋大师聂卫平也赞同这种拙劣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振兴,一靠制度,二靠国民素质,什么时候中国不再鼓吹“女排精神”,那就振兴有望了。

高文谦认为,女排夺冠,是意外的惊喜,得之不易,值得称道。既挽回了官方的面子,又满足了民众中民粹主义的虚骄之气,举国欢腾,皆大欢喜。不过,拿女排煽情的时代早已过去,举国欢腾的狂热是一种病态。所谓“女排精神”,是中共官方给民众灌的爱国主义迷魂药。说实话,女排精神就是郎平精神,而郎平精神的核心就是拒绝党的领导,加上美国的训练管理模式,这是女排夺冠的首要因素。这和习近平热衷搞的官媒姓党,历史姓党的做法截然相反。习自称是资深体育迷,发誓要把三大球搞上去,其中的道理值得他认真想一想。人当然需要有精神,但中国的问题是各种“精神”已经泛滥成灾,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有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领导精神、中央精神,等等,中国真是一个“精神大国”,整个国家快成了一个“精神病院”。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有一张选票。

陈破空表示,里约奥运会,中国队成绩大幅滑坡,官方媒体只好提出不再崇尚“金牌至上”,以此降低社会期望值,安抚中国民众。但中国女排意外夺冠,又重新激发了“金牌至上”的民族狂热。这对成绩不佳、兴奋剂丑闻频传的中国队,犹如雪中送炭,打了一剂强心针。所谓女排精神,就是日本精神,就是大松博文精神,因为,中国女排的奠基人是日本人大松博文,周恩来曾邀请他到上海训练中国女排,才使中国女排得到了日本女排的真传。从大松博文精神演化而来,就有了袁伟民精神、郎平精神,当时以“拼搏”二字概括。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女排赢得“三连冠”前后,一部叫做《排球女将》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在中国热播,风靡中国。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团队精神,中国的球队也是如此,正因为中国女排师承自日本,所以才成为三大球中唯一具有团队精神的球队。中国女排“永不放弃”的精神,也来自日本女排。今天的中日关系非常敌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却是最友好的国家。郎平年轻时当中国女排主攻手,曾写入党申请书;中年后当中国女排主教练,却拒绝党的领导。郎平的思想变迁,代表了反叛“举国体制”的觉醒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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