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被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善战的元帅，甚至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在中共最高层扮演的角色及其意外死亡，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悬案之一。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垄断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的解释权，将林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的出走是“叛国投敌，自取灭亡”。在九一三事件44周年之际，林彪最后一任秘书、九一三事件后遭囚禁四年的于运深的三万字口述史曝光。于运深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说法，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颠覆了官方长期以来的九一三事件定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在蒙古坠机现场
按：这是原林彪秘书于运深的口述，成文后经于运深审校定稿
于运深简介：1937年生于山东蓬莱，1950年参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1965年1月任林彪办公室秘书。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办学习班”四年，1975年终于结束审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安县武装部任参谋，退休后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区某军休所。
林立果给我看“林彪手令”
9月8日，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并叫我联系301医院口腔科。
“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为名，三次回到北京，两次我都见到了他，因为叶群交代我替他联系301医院口腔科治疗牙齿。
1971年8月27日上午，林立果带刘沛丰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治牙。下午，叶群三次打电话找林立果。
9月2日中午，林立果再次到301医院看牙。9月4日傍晚飞回北戴河。
9月8日20时，林立果第三次从北戴河飞回北京看牙齿。他在西郊机场落地后，由周宇驰陪同，回了一趟毛家湾。这天是我在毛家湾值班。林立果到毛家湾的时间是21时30分，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向叶群报了平安，并对我说第二天去301医院看牙。我说已经与301医院口腔科联系好了。听他说牙还在痛，我还关心地询问了几句。
第二天林立果确实去301医院口腔科看了牙齿，拍片、验血，两天后检验报告才能出来。
林立果当晚没有住在毛家湾，他在毛家湾停留的时间不长，从他房间里拿了东西就走了。我一直陪在林立果的旁边，并跟他去了他的房间。林立果对我说，如果有他的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
在走廊上，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16开白纸让我看，这就是后来说的“林彪手令”。我记得上面用红油笔竖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没有章。看来这张白纸就是在怀柔直升机现场被周宇驰撕碎的那张，由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搜集上交，1972年7月2日，由中共中央中发[1972]24号文件公布，但公布的“林彪手令”缺失三分之一以上的字迹。
我看“林彪手令”时，是边走边看，看得不是那么仔细，我感觉像是林彪的字迹。林立果并没有说明这张纸条的意思，我也没有问。
我在“林办”七年，对林彪写这样的纸条早就习以为常了。林彪写字喜欢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用铅笔写，后来用红油笔了，字的大小一样，没头没尾，一大张纸就写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高兴时，“哄”他写个条子很容易。据我所知，叶群、林立果都找林彪写过。我当时并没有把林立果让我看的这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琢磨这个纸条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林立果又和叶群闹什么矛盾了，所以林彪才写这样的纸条。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个“手令”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话？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这倒像没有当过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气。
1972年5月，林豆豆在玉泉山被审查时，曾让她鉴定“林彪手令”的影印件。林豆豆认为，“林彪手令”像林彪的字体，但更像是模仿。她说“像”，不说“是”，并始终拒绝写旁证材料。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唯一证据就是这个“林彪手令”。以后我才知道中央专案组如此看重“林彪手令”。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多，《五七一工程纪要》我在“九一三”事件前根本没有听说过。1980年审判“两案”有关部门将直升机迫降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出现在法庭上，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以后又被公开在报刊上。这个“林彪手令”的字迹是“竖版”。而1999年，林彪老秘书关光烈说，他见过的“林彪手令”是“横版”。“两案”并没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两个。这也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
“林彪手令”的内容能证明林彪试图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吗？为什么出现了两张甚至三张“林彪手令”？林彪案审了十年，成千上万的案审人员为什么不对林彪的唯一证据下功夫侦查，搞清事实真相呢？
叶群最后一晚两次给我打电话
1971年9月12日，是我在林彪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轮到我在毛家湾值班，也就是说，我是最后一个在毛家湾值班的秘书。
林彪、叶群到北戴河后，留守毛家湾的只有两个秘书，王焕礼和我，所以隔一天我就要值一个班。我曾仔细想过，这最后一天收发了哪些文件，接了哪些电话，却实在记不起来了。
中午12时左右，叶群让李文普通知李春生，给毛家湾打电话。李春生立即给我打了电话，说主任(叶群)要家里把文件分好类给她送来。我没有午休，立即将近日送来的文件打包，准备托飞机送到北戴河。前一天叶群在听李春生报14件副军以上干部的任免报告时，要李春生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送来，还让把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也一起拿来。后来叶群又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这些文件我都送到北戴河了。叶群走得匆忙，这些文件一份也没有装到飞机上带走。后来清查毛家湾的工作组说，所有“林办”的文件一份也不少9月12日16时多，林立果回毛家湾洗澡，他提前打电话要警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烧洗澡水。警卫部队除执行住地警卫外，还负责警卫对象家中的水暖供应。林彪家中的游泳池管理和冬天供暖气，夏天送冷风，都是由警卫战士负责。林立果没有找我，我也没有见到他，他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毛家湾这边很正常。
这个晚上，是林彪、叶群的最后一个晚上。叶群在北戴河操持给林豆豆、张清林办“订婚仪式”。叶群说过准备国庆节给女儿办婚事，我们毛家湾的工作人员都知道。
晚上，我接了叶群两个电话。这两个电话之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深刻，因为这是我被关起来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处理的最后的工作。
21时多，叶群给我打来电话，打得很长，足讲了十多分钟，都是小事。叶群主要谈林豆豆的婚事，又说到毛家湾修小厨房，到大连做衣服等。叶群说他们先到大连，然后回来过国庆，叫家里收拾好卫生。还说在上海做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让上海空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找人织补一下。叶群打电话向来很长，说了很多事。叶群侃侃而谈，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电话里还笑声不断。我根本没有感觉她有什么慌乱，或者有马上要离开北戴河的意思。
总之，我丝毫没有感觉出叶群的紧张和异常。
我向叶群请示了一些别的事情后，问叶群毛家湾养的那几只乌龟怎么处理。管理员童显华对我说，有几只乌龟养了很长时间了，死了担不起责任，问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不能擅自处理。叶群当时没有答复，过一会儿，叶群第二次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把这些乌龟送到钓鱼台，请江青同志吃。”乌龟是大补之品，叶群细致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最后没有送成，当天半夜毛家湾就被围起来，我失去了自由。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被集中到“亚疗”后，面对面排查，我听说9月12日的这个晚上，在北戴河的叶群“忙”得不行，不停地打电话。叶群放下我的电话，又与邱会作夫人胡敏聊了一个多小时，聊的中心内容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则插空聊起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说你孙女的名字起得好。
9月12日的晚上我就睡在办公室，我差不多是在零时左右睡觉的，睡觉前毛家湾一切正常，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北戴河那边有什么异样。
“九一三”凌晨毛家湾房顶有沉重的脚步声
林彪专机在9月13日零时32分起飞，我一无所知。
9月12日晚上，我接完叶群的两个电话，又处理了一些杂事。然后我洗了一个澡，又洗了衣服，把衣服晾在院子里。
这时夜已深，我很快睡着了。睡梦中我忽然被屋顶上的又急又重的脚步声惊醒。奇怪，谁敢上毛家湾的房顶？因为外面有层层警卫，而且毛家湾还有施工人员。我不能离开办公室，所以我没有出去查看。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当回事，接着又睡了。
以后才得知留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照团长张耀祠的命令，在林彪专机起飞后就布置守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上了房顶，占领了毛家湾的制高点。北戴河林彪别墅也不例外，被严密封锁了，警卫瞬间成了看守。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排名在毛主席之后，由中央领导人中的第六号变成了第二号，中央警卫团负责警卫的部队就由六中队改成二大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副大队长有两个，于仁堂和蒋廷贵。因为北戴河还有中央警卫团的八大队负责外围警卫，所以林彪到北戴河，一般都是姜大队长和于副大队长带小部分官兵随卫，蒋廷贵率大部分部队留守毛家湾。林彪最后一次去北戴河，仍是这样安排。
所以“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我听到房上有重重的脚步声。
大约半小时后，蒋廷贵又接到张耀祠的第二个命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现在在班上的，不准离开。不在班上的，明天就不再上班了。告诉他们在家听候通知。从现在起，不管什么地方送来的文件，秘书只准收，不准拆阅，也不准向外发送文件，机要室的钥匙要他们交出来，由你保管。你现在就去向值班秘书传达，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派一名干部带一名战士在现场监视。”
天亮了——9月13日的早晨。
我去院子里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让我出门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在搞什么事端？我大发脾气，林彪办公室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警卫战士仍不放我出门，说这是上边指示。
我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屋里，什么也不让我干。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做梦也不敢想林彪会出事。
蒋廷贵向我传达张耀祠的指示时，我几乎“傻”在那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神来，问蒋廷贵：“这是谁说的？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副统帅的办公室连着全军，一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耽误了你们能承担得起吗？”
蒋廷贵说：“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请你务必配合执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得留两名同志在这里，希望你配合照办。”
我又问：“这是谁的命令？”
蒋廷贵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
因为张耀祠不仅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也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一听也就不说什么了。我知道，张耀祠是毛主席身边的人，难道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不得不服从，人家双枪，还上房架了机枪，不让我进办公室，我就进不去。无论如何，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由他们替我收回来。
以后几天，他们不让我出屋，文件也是只收不发。
之后，我就和“林办”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被“囚禁”近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