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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前,胡适怎么阐述“正能量”

—所有的进步,都是从正视社会不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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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先生在《易卜生主义》的长文里,就说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凡是反对说真话的思想,本身就是在传播负能量。(网络图片)

很多做微信公号的朋友,大概都有体会,但凡推送的文章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指责稍微多些,一定立刻就有人在后台留言批驳。通常的论调是,“你为什么总爱讨论社会阴暗面,总爱传播负面消息,这个社会难道没有一点儿好吗?你能不能多来点正能量?”或者,“尽说这些负能量有什么用?我们老百姓又不能改变什么!不如说点开心的,大家高兴。”

在我看来,只要能促进社会进步,不论是负面消息,还是正面消息,只要是真实的消息,都是正能量。

现在好多人理解的正能量,是只能说自己国家好,不能说自己国家坏,说好就是正能量,说坏就是负能量。从情感上说,这种态度并没什么不妥,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对自己国家的眷恋,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模糊二无法定义的本能。

问题是,很多时候这个标准是双重的,说外国的好就是负能量,说外国的坏就是正能量。至于现实究竟如何,似乎并不重要。

这等于逼着人回避现实,逼着人撒谎,一个人人说谎的国家,绝对不是一个好国家。这世界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从负面消息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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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是看到了地心说的种种谬误。孔德创立社会学,是有感于大革命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比尔。盖茨发明WINDOWS桌面系统,是因为他发现了老式计算机笨重庞大不方便。

人类社会的种种进步,总是从发现负面问题,解决负面问题开始的。

1918年,胡适之先生在《易卜生主义》的长文里,就说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这些敢于有理有据地批评国家、批评社会的人,至少应该和颂扬国家、颂扬社会的人同样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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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典型的论调:你看那些天天传播负面消息的人,天天挑刺,看自己国家哪里都不好,看别人国家哪里都好,这些人肯定是拿了外国人的钱,故意迫害自己国家的形象——胡适先生先生说,“中国人不信天下有无所为的公道,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者想吃羊肉的”(《努力周报》1922年11月13日-19日《这一周》)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形象,是通过这个国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表现出来,是通过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上表现出来,是通过国民的幸福感上表现出来。它不会因为歌功颂德者响彻云霄的赞美就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批评者的“负能量”就变得更坏。

一个健康的人不会担心人家说他有病,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反而忌讳人家说他有病。一个国家好不好,人人都能看得见,特别在这互联网时代,根本无从遁形。如果用一些负面消息就能打垮的国家,那我觉得,这样的国家,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所谓正能量,就是符合事实的能促进国家进步的言行。而不是正面消息或者是负面消息本身。弘扬正能量,就应该从鼓励说真话开始。凡是反对说真话的思想,本身就是在传播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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