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总统制是一个老话题，不仅学术圈里屡兴争议，而且中共权贵圈也长期公开讨论。中共十九大筹备工作展开后，海外媒体指第五代核心要废掉政治局常委制，改行总统制。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要想第五代实行“改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对于中国实行总统制的提议，其实第五代早就作出了直接的拒绝与驳斥。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总统制”。如果仅仅是把国家主席职务改为总统，这件事其实很容易，但毫无意义。中国的国家主席，对外的翻译早就改为President，即“总统”了。如果是图个虚名，国家主席改叫总统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事，至多不过是请御用学者在《人民日报》上作篇解释性文章，说服大家相当这是一件好事就成。
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总统制，涉及国家改制，开门见山就是把国家权力从中国共产党手上转移到一套宪政架构上，实现所谓“党政分开”。其实早在第五代上台之初，就有“红二代”爆料称，第五代核心有可能搞总统制。今年元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新加坡发展之路》，此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课题组攥写，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的中共官方调研结论，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是课题组负责人。说穿了，这是一本“红二代”拟定的政改指南，中共十八大前就写好了，并在内部流传，可以说是部分“红二代”的政纲，但未被允许公开出版。现在能够面世，有些人以为这就是一个讯号，觉得中国政改、总统制有戏了。
实际上是没戏。第五代核心已经作出了旗帜与方向的选择，那就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宣谕中外“党管一切”。中国还是要以党治国。当然，第五代也宣称要强化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以党治国、依法治国的杂交。两三年下来，中国的依法治国是有所进展的，比如在“民告官”案件中，省政府、国务院部委败诉的案例已经有了。但更大的变化是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加强了，而且更加理直气壮了，比如党对文化、互联网、高校、媒体等领域的管控已经更进一步。在国企治理上，党的档甚至根本不提现代企业制度，而规定党委是企业的实质性决策机构。
对于中国实行总统制的提议，其实第五代早就作出了直接的拒绝与驳斥。2014年4月1日，第五代核心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显然是将总统制视为失败的制度，并且断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五代是否选择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一个问题有关：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中共相应的一个共识是“发展”，而且中国的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那就是在成功克服国内外挑战的前提下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一二十年内，甚至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第五代显然也不想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去揭风险巨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潘朵拉魔盒。政改不仅不是第五代心目中的当务之急，而且恰恰是当务之急“发展”的一个潜在的致乱之源，必须全力排除之。
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改革设计推动不下去，存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有人会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为继。这也是邓小平的观点。刘亚洲负责的《新加坡发展之路》在主报告中提到，邓小平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提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后可以实行普选”。但这只是邓小平曾经的想法，“六四”之后，邓小平就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了。戈巴契夫在苏联推行总统制，想把苏共的权力转移到宪政架构上去，结果是苏联分崩离析，这又恰恰成了中共念念不忘的“苏共亡党”教训。在中国搞总统制，在第五代看来，完全是自乱阵脚。
第五代现在搞的不是政改，不是“党政分开”，相反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以党领政、以党代政。中共显然是想通过畅通权力在党内上下传导，来畅通权力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传导。很多人忽视了一个中国政治生活的新现象：江泽民时代，中共喜欢在国际间暗示中国将顺应世界潮流，比如江泽民在美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坦言中国放弃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信仰，朱熔基声称“中国比美国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但第五代反覆向国际社会宣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表明，不管将来中国实不实行总统制，起码第五代主政时期，中国只搞党管一切，党的权力架构不会出现革命性变化，政治局常委制不会被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