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资深中国问题研究权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大卫·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发表了他的新著：《从邓小平到习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见图）。在本书中，读者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即使连亲中派的学者，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开始有些忧心忡忡了。
在《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书中，蓝普顿虽然一以贯之地肯定了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决策，但是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能够在邓小平执政时期，顺利走上经济发展的改革之路，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国际环境提供了中国难得的机会：“美国最近刚退出越南；台湾在蒋经国执政下，迈入相对开放的阶段；贸易和制造业的全球化正在取得动力；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活力十足的东亚经济体正在起飞，为剩余资金寻找机会，并在劳力及土地成本上升之际寻找廉价的生产零件组的地方；国际航运成本下降，美国经济向价值链上端攀升，中国有机会，美国乐于合作。”但是，卷入全球化之后的中国，其经济发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到日本为首的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的摩擦，到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衰退导致消费市场的萎缩，蓝普顿前面提到的那些“国际环境红利”已经逐渐流失。
利益集团在政策决定中的作用
第二个让作者委婉表示担忧的因素，就是某种利益集团的问题。蓝普顿以一九九九年北约飞弹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为例，指出在当时，当中国国内的反美舆论在官方鼓动之下甚嚣尘上之际，“它提供一个缺口让中国各个官僚机关推动他们的利益”，“军方和宣传机构很快就看到误炸事件提供的机会，当然对美国动机最不宽厚的诠释完全吻合它们的组织文化。军方发现这是推动其预算及其他组织利益的大好机会。”作者在这里敏锐地观察到了利益集团在中国政策决定中起到的作用。西藏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与中共民族政策制定机构和驻藏的汉人官僚集团，采取强硬立场以获取大量维稳经费的分配权，难道一点没有关系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展现的对抗性的立场，除了习近平本人的民族主义立场之外，海军和垄断海上石油开发的中国国企集团真的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吗？这些虽然没有被作者在书中提出来讨论，但是作者提出的利益集团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检视中国政局发展变化的一把钥匙。
最后，蓝普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担忧。他说：“就像一辆汽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高速疾驰于沙漠中，中国现在国内变化速度之快，使得全国往前冲的动力不能停止，或是在现有的照明区内适度调整方向──中国冲得太快，车前灯来不及揭示前头可能的危险。速度太快会制造危险，不仅是环境方面出问题，中国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在黑暗中撞上东西。”我想，这正是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的核心之处。经济快速发展固然是好事，但是过快的发展，必然带来很多的负面作用和不确定性。很多的危险过去潜伏在黑暗中，现在开始逐渐浮现出来。如果中国的发展不能进行全面的制度性的改革和调整（这个调整，即使在蓝普顿看来，首当其冲的也是政治改革），那么，“撞上东西”的那一天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