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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晚清颇多“毕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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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福剑因为饭局言论被大陆封杀

清政府派到西方的使节,正使和副使之间矛盾往往非常大。有人认为这是皇上信不过他们,让他们互相牵制,一个监视另外一个。比如,派到英国的刘锡鸿和郭嵩焘是死对手,派驻美国的陈兰彬和容闳也是死对头。

其中,陈兰彬是正使,特别保守,副使容闳则是第一个读耶鲁大学的中国人,非常开明;派驻英国的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焘很开明,整天说要向西方学习,副手刘锡鸿非常保守,说郭嵩焘崇洋媚外、想搞自由化,最后还真把郭嵩焘整倒了。

陈兰彬和刘锡鸿常常给朝廷打小报告,强烈抨击西方国家不好,并“举报”容闳和郭嵩焘老说西方的好话,是政治不正确。

陈兰彬还做过一件非常可恶的事:把中国第一次赴外留学生的事搞黄了。这件事是容闳推动的,叫“留美幼童计划”,派了一百多个中国孩子到美国读书,这些孩子到了美国,就在读完英语刚刚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给朝廷打小报告,说美国这个地方乱七八糟,孩子一到美国就学坏了,不能搞这个事,朝廷就把这帮人叫回来了,这些孩子的学业都没完成。

因为这些事情,人们对陈兰彬和刘锡鸿有非常保守的印象。

但是后来发现,这两个人在私下讲的话,和对朝廷讲的话,居然是截然相反的!

薛福成后来也成了派驻欧洲的使节,没去之前老听郭嵩焘讲什么“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郭嵩焘这一批人到了西方以后,第一个感觉不是说船坚炮利多厉害,发回国内的文章和写的日记几乎没有提船坚炮利,大量谈这个社会如何讲道理,国家对老百姓如何好。讲得简单一点,全部都是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觉得西方真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中国简直是糟透了。

郭嵩焘以前没出过国,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翰林院是专搞意识形态的机构,他其实是个经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周易》的著作,对国学的研究一点不下于钱穆先生。他出国时已58岁,他对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说,一位58岁的国学大师,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语,不可能接受什么西方价值。他评价西方所有体系都来自于儒家,他就是认为他看到的这个社会非常仁义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标准。

结果,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了国内就被整肃了,被罢官了。之所以被罢官,是因为刘锡鸿告状,刘锡鸿说他崇洋媚外,坏乱风俗,意思就是说讲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话。

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刘锡鸿本人在私下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所以我说,刘锡鸿是一个典型的“晚清毕福剑”。中国很多人在官场上和在饭桌上讲的话截然不同,饭桌上经常讲真话,官场上经常讲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刘锡鸿和陈兰彬都是这样的人。陈兰彬说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乌烟瘴气,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但私下,当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陈兰彬说就是这样的,甚至说,西方比郭嵩焘讲得还要好!

刘锡鸿也是这样。后来刘锡鸿的日记发表了,人们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焘还要过分的话!而且刘锡鸿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就想,请参观肯定是一个形象工程,就推说身体不舒服没去。但他偷偷把监狱地址记下来,一天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那里附近突然说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没准备,问外交部,说就让他们去吧。一去,他说真的是不错。

总而言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这些东西,他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日中虽然后来关系很坏,但在刘锡鸿那个时代,两人都是东方人到西方当大使,就成了老乡,日本公使常到中国这里来做客。有一次日本使节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

刘锡鸿就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是老百姓授权的,征什么税是老百姓知道的,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的。老百姓知道,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就是所谓无代表不纳税,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来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

郭嵩焘后来听到这句话,大跌眼镜:想不到这个人居然有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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