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宣传中，周恩来被塑造成一个所谓的〝好总理〞形象，但据不断披露的史料来看，他实际上是一个杀人如麻，视人生命如草芥的屠夫。比如，顾顺章灭门惨案，1934年的〝万人坑事件〞，大饥荒中拒不开仓饿死无数灾民等等。此外，周恩来被曝是苏联克格勃门徒，中共头号特务头子。
周恩来是克格勃门徒，中共头号特务头子
周恩来留学法国和德国时的一段历史颇神秘。关于周恩来留学西欧（法国）时的经历，目前能够得到的说法非常少，其介绍也只是短短数语，如下：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
周在1920年─1924年时留学西欧，主要在法国和德国，然后在那里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2年发起了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就他在法国和德国时学什么，在什么学校求学，学什么专业，成绩如何，我们就根本不知晓了。
而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深思：周在法国、德国时没有学什么科技理论，走科技救国路线；也没有学革命救国，仅是参加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经历，周居然在1924年8月回国之后很快任职国民政府开办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而且，那一年他才26岁。
周是如何“破格”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其中的经过必定曲折复杂，背后的众多疑点太多。应该说，26岁的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资历是绝对属于不寻常的，那到底是什么缘故让他担任此职呢？这个任命与他在法国、德国所谓“留学”的经历又有多大关系？周是不是在法、德两国学了军事和特务科目呢？
而事实是，1923年秋，季米特洛夫也流亡到德国，负责对各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及特务培训，以在各国策动赤色革命。周恩来因此成为季米特洛夫的门徒、亲信，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情报网在中国负责人。此后，周恩来一生都干着那种特务见不得人的勾当。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的正是周恩来。
熟悉共产党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在前苏联还没有成为苏联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在建立之初便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内部意见分裂，反对党强大，还有方方面面拥护沙皇帝制的传统力量，这时在列宁的主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契卡”恐怖特务组织，从事暗杀与恐怖活动，以极其残酷的极端手段来消除和镇压异已力量及竞争对手。最终，共产势力成为了执政党。而由苏共一手复制扶植出来的中共同样也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人。颁发第一个文件《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要求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的方式。
制定第一个规则。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创建第一部电台。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周恩来。
此时的特科下分四个科：
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如选租住房、选择会议地点、掌管财务等。
二科是情报科。它成立于1928年4月，第一任科长是陈赓。他还是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的副手。二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及时掌握敌情，并对敌方的侦探机构进行反间谍工作。经陈赓的筹划安排，一批共产党员秘密打入国民党的情报机构。钱壮飞成为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成为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情报机构的实际负责人；胡底成为国民党华北情报网的实际负责人；宋再生成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也因为陈赓做工作，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务机构的特派员杨登瀛，被策反为中共特科的“内线”。
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亲自担任。三科的主要力量就是现在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红队”，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安全，如会议安保、营救被捕的领导人；暗杀敌方的特务及中共的“叛徒”。
四科是交通科。科长是李强。主要任务是保障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线网的正常运行，同时负责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报务。若有重要会议召开，四科还要负责人员护送和会议文件的传递。
中共的中央机关有一套庞杂的班子，有负责会务的、负责文秘的、负责保卫的、负责与各地组织交通联络的，有很多工作人员。
在李敖《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到中共之所以派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特务业务”：”原来俄共未得政权之前，曾和沙皇政府进行长期的地下斗争。沙皇政府的特务手段也很厉害，列宁亲自领导的核心小组中，就有沙皇政府所派的特务，他们几乎和列宁天天见面，俄共的一举一动，莫不了如指掌，所以俄共的地下组织和活动不断遭受破坏。俄共积累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终于磨练出一套应付办法（秘密工作的制度、技术、纪录等）来。这套办法经过不断发展，到俄共执政之后，就成为’格伯乌’的传统法宝，顾顺章到苏俄就是要学习这套法宝。”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所谓“克格勃”）。
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顾顺章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周恩来一手制造顾顺章家灭门血案
1931年，周恩来亲自策划并参与了顾顺章家的灭门血案，其冷酷而没有人性的特务人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还没有来得及出卖中共党中央机关。周恩来闻讯便立即当夜带了特科的杀手们去上海顾家，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妻和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残杀他的全家十余人。
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探亲的农妇，根本与顾的叛变无关，但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
当夜在顾家打麻将的客人中有一个周恩来的黄埔学生斯励，他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也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时，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之谊帮助他逃出了虎口。那天周恩来策划指挥并亲自与康生砍杀顾一家人，为了不走漏血案的风声，斯励也被周杀死活埋。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亲属达数十人之多都被残杀，尸体全部深埋，并被砌入水泥里。
整个行动由周恩来负责执行，行动经过周密考虑，一是考虑到枪击声响惊动周围居民和杀人后血迹溅飞处理麻烦，而用绳索勒死全部家属，二是运尸体外出怕泄漏案情，采用处决其家属后，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整个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在上海三处四个地方进行，实际掩埋地如下，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目前地址为上海徐汇区余庆路102号，110号），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目前地址为上海静安区930弄14号）三：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目前地址上海静安区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
秘密行动经过一个炎夏一直没被察觉，实际上顾顺章一直在四处打听家属下落而无结果，而顾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只是无确切证据，终于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
当时由国民政府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置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
因此事为新闻界所悉，消息传布出去，致发掘工作进行之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于种植花草毫无痕迹之院内，深掘至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之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继续从事发掘，结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大多数是共党所谓动摇或叛变份子，由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红队”）所杀害的。
“长征”前周恩来制造“万人坑”事件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红军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中共官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成杀人。更有甚者，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洩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
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名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这一时期被整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靠红军，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印航空难
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甚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下令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
而周恩来自己却没有上这架飞机。导致他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11人葬身太平洋，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
饿死灾民
据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所载的知情者回忆录揭示，在1959——1961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4千4百万中国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千亿卢布的食品。
在农村〝易子而食〞的艰苦年月，周恩来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以慈禧太后〝甯赠友邦，毋与家奴〞的阴暗心态，无偿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尼亚100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尚尼亚、巴勒斯坦等共产政权〝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
出卖领土
周恩来的另一大罪状是出卖领土：为了把国共内战上纲为国际问题、让缅甸政府到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侵犯主权〞，悍然把云南省最肥沃的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面积）赠与缅甸；为了献媚新沙皇，他亲自与外蒙分裂主义者签订〝中蒙友好协议〞并主持外蒙主权移交仪式；为了离间日美关系，他不放过一切机会鼓吹〝琉球属于日本〞，此举不仅直接导致钓鱼台列屿领土争端，更使中国在东海的油气资源长期被日本夺占，海洋战略形势长期受到压抑。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亲自签署的卖国条约就割让了中国固有领土43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20个台湾的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