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有点历史感的人，就知道这标题，不是我的原创，而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个笔战标题的袭用。评论家王彬彬写了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批评王蒙、萧乾等作家，大意谓很多中国作家真话不敢说一句，却为自己说假话，找了很多看似漂亮的理由。萧乾的回应，算是就事论事，中规中矩，并没有引起多少后续的争论，但王蒙夹枪带棒的讽刺能力，此后连续发作，其中尤以《黑马与黑驹》，名躁当时。
老实说，经过四九年后历次运动的人，没有几个不惧怕不懦弱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不诚实地面对人性之弱点，却是我们许多人的通病。要是别人说我软弱，我得回应说是的，人得面对自己真实的丑陋，就不要装什么“伟光正”了。事实上，没有不软弱的人，只有刚硬到好像不软弱，而类似勇敢的人。或者说勇敢的人也许是有的，但绝大部分所谓的勇敢，其实质却是不承认自己罪性的刚硬。换言之，充满罪性才是我们人类最深刻且难以摆脱的问题，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问题得分细了说，中国人的罪性这几十年得以充分表演，不仅止于没有良善之制度作保障，更在于制度在激发人性恶上——良善制度之建立，其实是人类认识罪性，敬拜上帝的副产品，不然你无法读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对美国彼时敬虔的清教徒精神的赞叹——使其彰显得淋漓尽致。对经过几十年炼狱般生活的人来说，我觉得懦弱、冷漠乃至说假话保命，都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但把懦弱装扮成无辜，或者说懦弱的又不只是我一个人，不仅自卸其责，而且还从其中崇高起来，那就实在聪明过头了。很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遍地都是，写字的中国作家中就更是不少。
贰
在作家中，莫言的聪明与王蒙很接近，这一点请大家学习查建英写王蒙的文章《国家的仆人》。这两个人将会成为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人生存样态的范本。两年前莫言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编辑按：因种种原因无法引用，请自行查阅莫言《不能把腐败问题完全归因于体制》原文）。眼镜是很贵的，不要随便跌，因为他在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抄毛延讲、说中国写作者自由等——这两天作家曹文轩踵武其后：“我认为中国作家相当自由，不知有什么不能写”——这就已显出其来有自。
饥饿与孤独，是自亚当以后的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这是人类悖逆上帝，不思悔改的标配。这是人类配得的后果，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莫言从自身经历出发，复以其聪明，敏锐地感受到饥饿与孤独对人类的抓力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以这两个主题，作为贯穿其作品的核心，可谓讨巧。但观看莫言与曹文轩在文代会与作代会上的发言，让我想起著名翻译家、诗人杨宪益先生的一首旧体诗：“周郎霸业已成灰，沈老萧翁去不回。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十年风雨摧乔木，一统江山剩党魁，告别文联少开会，闲来无事且干杯。”（《全国第五次文代会》）可惜如今要找作这么漂亮旧体诗的人，已经几乎没有可能了。
由于六十年来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产生了许多令人厌恶的成果，如“三突出”、“高大全”等，使得大家在呼吁政治不要干预文学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生活能离得开政治，因为政治事关我们的权利及生活的许多方面。真正清明理性的政治固然不干涉写作和创作自由，但好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反应我们应该有的权利追求：对爱的渴求，对美的执着，对自由的热望，对民主的追寻，对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人道主义的坚守。换言之，作为一枚硬币的另一面，那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无不书写时代及人内心的黑暗：贪婪和无耻、颓废与绝望、欺骗与谎言、暴力和肮脏，等等。有一些人说我之所以不赞同莫言获奖，是因为我在用政治标准评判他。我认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说得好：“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政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躲避当下中国政治常常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怯懦，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也不例外。
老实说，从艺术上讲，莫言小说的水准也远没达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程度。我承认莫言的小说比别的一些中国作家写得好看一点，但我并不欣赏。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之二度创作，对他获奖所起的作用，大家可以从高尔泰先生关于葛氏翻译的“创作”里看出来。在我眼中，六十年来的汉语写作者基本上没有写出达到获得诺奖水准的作品。即便是已经获奖的高行健，从他出版的中文小说来看，被严重高估。当然你可以说他是用法语在写作，其作品回译成汉语可能打了折扣，那么我对此只能无话可说。我认为莫言在中国作家中写得不算坏，也承认莫言的作品曾反映过计划生育等现实灾难。但很遗憾的是，在我看来，莫言的小说从语言到结构，再到人物塑造，都并不是赞赏者所说的那般出色。比如《蛙》固然展现了一些计生的惨况，但其深层因素并没有揭示出来，这正是莫言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拿捏分寸，而导致的自我内在审查的必然结果。为了给“姑姑”在计生上的“作恶”下台阶，作者后来设置了她的忏悔，但这忏悔更像是作者为了提升自己作品境界的生硬“补丁”，根本不像“姑姑”这个人物的自然发展。与同样受制于高压政治下的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直面当时苏维埃现实的勇气和艺术品格相比，相去甚远。
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诺贝尔是个不懈的现实社会的批评者，同时他在遗言中也要求获奖作家有相应的道德担当。一个作家有道德担当，并不是将他往高线上靠，要他去做圣人，这不现实，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不完美，但最起码一个作家应有做人的底线。如果是在没有选择的高压时代，像抄毛延讲这样的事，当然可以理解。当一个人拥有了对此“说不”的自由后——事实上也有被要求抄写的作家王安忆和阿来拒绝，当然二者未必在其他丧失原则的事情上能拒绝——还要去抄这样严重违背创作自由的御用文本，就不能用逢场作戏和敷衍应景的私事来搪塞，因为这是事关包括莫言个人在内的所有写作者之创作自由的公共行为。要写出自由的作品，必须要有争取自由的努力和一颗的自由心。有担当不一定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但伟大的作家没有相应的社会和道德担当与做人底线，则是不折不扣的笑话。
我尊重有的读者与诺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作品的主观偏爱，但我个人不认为他配得诺贝尔文学奖。再者，有人把我批评莫言包括反对他得诺奖，视为不宽容，这个说法混淆了关于宽容的基本判断。在谈论公共问题时，宽容只有面对权力之压制时，才是有效的说法。我们批评莫言，不等于不宽容，只是多元言论的一种，因为没谁不允许他反驳我们，我们更没有公权力的背景来压制他的言论。宽容不等于纵容，把纵容当作宽容是我们这个时代犬儒病泛滥的一个原因。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声音过于多元，而是依旧过于一律。如果我们是善于思考的人，为何不想想关于莫言得奖与否基本可以公开谈，而曾经得过诺奖的中国人，为何不让公开谈呢？这里面蕴藏着什么样的B门？好好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由此真正读懂中国。
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演讲道：“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总是和蛋站在一起》）作家拉什迪也说作家靠“形式化撒谎”，创造另类的现实，让我们反省当下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各个方面，而对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我们的许多作家，不仅自己所写的是从不创造另类现实的谎言，而自己就生活在无边的谎言中，不仅浑然一体，而且还甘之如饴。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一个类同评论家王彬彬曾经批评过的，庞大的过于聪明的作家群体。不要聪明到以为别人看不出你什么糖都想吃到、什么便宜都想占到的心理，鱼与熊掌得兼的“理想”，很多时候是个可怕的陷阱和幻觉。
让我再引一段村上春树的话，来说明我们为何要真实地生活，即便你是靠“形式化撒谎”来写作的小说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你即便不时刻与蛋站在一起，也应该与中国的高墙保持一点距离吧，难道这对叫作家的中国人来说，就那么为难吗？
叁
但凡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各色人等之精彩表演那一回，无论是主角范进，还是配角胡屠夫，乃至是龙套张静斋，还是群众演员路人甲、路人乙，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十分了得。范进中举后，来吃他“唐僧肉”的人也不少，“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我们都觉得吴敬梓已经把人性之多面之幽微描绘和讽刺得十分到位了，但我们还是低估中国现实对小说家的极大打击能力。我只能说再伟大的中国小说，都比中国的现实要逊色千百倍。现在一位比吴敬梓名声更响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成了这一场热闹戏剧的主角，更能映衬出此间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当然莫言不是范进，他要清醒得多，他希望“莫言热”早点结束，并对此冷眼旁观，且反对修缮他的旧居。除在小说里做了些相对自由的表述外，获奖之前的莫言，在现实里常放弃了自由的言说，何况获奖之后，他更得在放弃基本自由言说的情形下，愈加审慎小心不要冒犯官方。这不仅与他在中国现实生活里锤炼出的过人平衡能力有关，也与他无法左右的现实处境有涉，更与他的现实利益深有瓜葛。
表面上看，消费莫言的人们，不免有点重演“范进中举”一回里各色人等的抬举和奉承。如陈光标要送别墅给莫言，哪怕我们明知陈光标从不放弃任何炒作的机会，但我们不能也无权阻止他这样做的自由。这只是与张静斋送屋给范进的举动差不多而已，当然莫言的财力不是范进能比的，对此他的家人用“无功不受禄”来断然拒绝。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如有人想趁机加价卖莫言的书，或者多存几本他的作品赚钱，乃至把莫言的作品名字当作农家乐来利用，只要不损害莫言的利益，这样的消费完全不足多怪。高密有位诗人李丹甚至认为莫言的出生地高密是“中国文学的高地，国家的圣地”，虽然充溢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虚骄，只要不是官方如此宣传，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范进中举里抬举和奉承他的人之表演，几乎与公权力无涉，但在今天“莫言热”里或明或暗地藏着公权力之手，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一个人成名后成为被不少人都想利用的“唐僧肉”，在中国这个极其功利、充满变态成功学的社会里似乎无法避免，但公权力在背后的张罗，的确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公权力所费都是纳税人的血汗。如果文化宣传部门只是开动官方媒体为莫言做点宣传，那也就罢了，但据此说是文化大国的崛起，这就是睁眼说瞎话，是为自己无能做粉饰和贴金。如果旅游局和当地的管委会只是立几个“莫言旧居”的牌子，那也罢了，但他们不仅要隆重翻修“莫言旧居”，而且还要在莫言故乡花六点七亿元来大种特种高粱等，哪怕每年赔本一千万元也在所不惜。难怪《生活新报》的记者梁保宽在一篇名为《消费“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乱象丛生》一文里用近来在网络上走红的“元芳”之口吻调侃道：“所以我认为，如果投资6.7亿弘扬丰乳肥臀文化，宣传效果可能会更好。退一步说，就算《四十一炮》也比《红高粱家族》有宣传噱头啊！”
在116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中，我不知道有哪位获奖者如莫言一样获得官方如此多的赞许和重视。这种重视从最高当轴高调表彰他获奖是中国文化大国崛起和中国文学的胜利外，并由此暗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到地方官具体操作过程中无尽地花纳税人的血汗钱，捞政绩，搞贪腐，无处不在地吃“唐僧肉”。甚至有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对莫言的父亲说“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成为了社会公共资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莫言作为“唐僧肉”在此段文字里被地方官表述得淋漓尽致。对此，我还是比较认可时评作者石述思所言：“从创作的角度上说，这个国家需要习惯个体的胜利、人文的胜利，而不总是把创作者的成就首先归功于自己正确的领导和无私的关爱，否则，拿更多诺奖和奥运金牌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强大。”（《莫言热是个泡沫》）
你还别以为只在“莫言热”里才有公权力的有形和无形之手，在其间混水摸鱼，就是在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里，也不是没有公权力的影子在其间搅和的。马悦然曾接受《重庆商报》的采访说，有位山东很阔的文化干部给他寄画及古书，想行贿让他评其作品得奖，并许诺得奖后奖金全归马悦然。后被马退回，然后他又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写信，继续要求评其获奖。我们常常输出的与普世价值相违的价值观，又何止在一个文学奖的评选上呢？正如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所说：“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它为人的生物学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
莫言诺奖感言“讲故事的人”讲他与母亲的那部分诚实，从他讲允许有人不哭和庙子里八个人故事开始，他用小说笔法掩饰自己害怕说出来的东西。获奖感言分为诉说生存不易和对怯懦自辩的两截，可谓用心良苦。有人开玩笑为其辩护说：八个人的故事最后七个人死在庙里，你看不懂莫言勇敢的政治数学吗？与王蒙所处时代的险恶相比，现今时代的恐惧也许不会超过吧，故从莫言的利用与利用莫言，如此火热的双簧，或许贪婪才是无底线妥协的因由吧。
肆
在九十年代那场笔战中，王蒙曾写过一篇《黑马与黑驹》来影射王彬彬这样不给人情面的“黑驹”，只不过应该得到“黑马”一样下场，那就是被关到监狱里去。想一想写《坚硬的稀粥》时的王蒙可能与“黑马”站在一起，惹得朱学勤兄来一篇《城头变幻二王旗》，觉得“大王旗”的变幻与王蒙的过于聪明相比，都还要“稍逊风骚”。如果王小山同学将来出文集时，想请王蒙先生写序的话，可以直接用《黑马与黑驹》的标题，妥贴无比。因为王小山同学才是“黑马”教出来的，如假包换的“黑驹”。我想黑驹同学，不会因此拍案而起吧。
2016年12月3日，同日修订于成都。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