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新四军军长，叶挺曾两度离军出走。第一次是新四军成立前不足一年的1938年10月，第二次则是在10个月后的1939年8月……是什么让叶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度离军出走呢？
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新四军军长叶挺因皖南事变被国民政府投入监狱后，曾做诗一首：“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所谓“四次辞呈”，其中有两次系离军出走。
其首次出走，时在1938年10月，距新四军成立不足一年。直接导火索，按陈毅的说法，是副军长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①
叶挺不能获得实权，有其客观原因。首先，新四军实行党委负责制，叶不是党员，项英则身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主席。其次，该军由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叶是空降干部，项英则是三年游击战争之实际领导者。
1938年6月，叶曾前往武汉长江局，向周恩来倾诉自己有职无权，并提议另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取代只有党员能够参加的“军分会会议”，作为新四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该提议得到了延安方面的积极回应，“同意组织新四军军委会，项为主任，叶为副。”②
但因种种原因，该委员会迟迟未能成立。至8月份，叶正式致电长江局，决定辞职。后由王明、周恩来等以项英将赴延安开会，在此期间新四军工作须请叶挺实际负责为由，予以挽留。但9月30日，项英在延安所参加之六届六中全会刚刚开幕，叶即去电表示拟请假离开部队，“返湘赣观察各方情形”③，项为此不得不中止会议提前南返。
项英南归后，虽努力挽留，但无济于事。叶终于离军出走，返回家乡广东，在余汉谋的支持下另组了一支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对此次叶的出走，据曾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理解：
“本来叶挺在走之前，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④
所谓“居士”，指皈依佛法而未曾剃度为僧者，喻指叶氏思想左倾但不是党员。
因蒋介石以叶挺出走一事，指责延安“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并拟另派军长，周恩来于1939年1月8日制定具体方针，试图彻底解决叶挺出走问题。周建议：
“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⑤
显然，从“项正叶副”，到“叶正项副”，此种变化背后，有对叶挺之心结所在的深切体认。但此种安排并不能彻底解决叶在新四军的尴尬处境。由周恩来亲自护送回到皖南后，1939年8月，叶挺再度以向国民政府要求增加经费和编制为由出走，滞留重庆长达一年之久，后由政治部主任袁和平亲自接回，此即所谓的第二次离军出走。
至于叶挺与项英之间的个人关系，据李一氓观察：
“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说来，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倒是我们少数几个人，有时去叶军长那里吃一顿。我当时负责处理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周子昆副参谋长，由他决定送给谁。据当年在机要科掌管电报登记的同志讲，在叶军长每次离开皖南前，中央给新四军的来电提到叶军长的次数也较少（党务归政委，军务归副参谋长，在中央来电中也很少提到叶挺）。”⑥
显然，职务甚高而权力过小，此种失衡，决非项英努力经营个人关系所能弥补。军务不归军长而“归副参谋长”，即是明证。
注释
①陈毅：《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②段雨生等：《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P306。
③同上，P307。
④李一氓口述，南北、董之曦整理：《李一氓谈皖南事变、叶挺与项英、项英问题》。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p106。
⑥李一氓口述，南北、董之曦整理：《李一氓谈皖南事变、叶挺与项英、项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