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来临，常曾强穿上黑色羽绒服开始忙碌。他利索地从冰柜里拿出肉串，整齐码放在炭火铁箱上。一米长的铁皮箱最多能放上百串，羊肉、牛筋、鸡翅“滋滋”冒出热气和香味儿，这时他依客人口味均匀地撒上孜然或辣椒粉。
今年是常曾强来北京的第三年，靠着夫妻两人经营一家烧烤店，他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买了房。在该市桃山矿区做个体的6年里，他见证了这个龙煤集团旗下矿厂的一段挣扎与彷徨。
常曾强位于北京朝阳区石门村路的烧烤店仅10多平米，叫“东北老地方烧烤”。店里顾客以东北人居多，他们来自牡丹江、大庆、齐齐哈尔、鹤岗，或者辽宁、吉林等地。这些走出家门的东北人在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家园附近居住或工作，和常曾强一样寻找着梦想。
常曾强的老家七台河市是一座因煤而生、以煤为主的工业城市，1958年开发建设，1983年晋升为省辖市。七台河市同时是东北最大的优质焦煤和焦炭生产基地，黑龙江省唯一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它还是组成东北最大的煤炭集团龙煤集团四个矿业集团之一七台河煤炭集团的所在地。
七台河市和其他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样，曾经经历了因工业投资和发展而带来的繁荣，也曾饱尝过上世纪90年末国企改制的阵痛。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七台河市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业城市一样，再次来到一个迷惘的转弯处。那些和常曾强一样原本生存在当地传统工业体系上的东北人，开始纷纷选择走出东北。
七台河市政府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末，全市总人口为92.77万人，全市迁入人口为3.78万人，迁出人口不足1.5万人，此时的迁入人数远高于迁出人数。5年后的2014年，七台河市总人口88.19万人，迁入8.1万人，迁出12.3万人，迁出人口是5年前的8倍，且同年迁出人数高于迁入人数4万余人。
整个东北来看，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减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十年间，东北地区从人口净流入36万，变成人口净流出180万。
2016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在其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中表示，以东北目前的生育水平和人口流出趋势看，东北地区人口已经临近人口规模快速减少的下行通道。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分析称，东北地区流出人口以农村户籍为主，超过六成的东北人外流原因是务工经商。
东北，这个在历史上因“闯关东”、“开发北大荒”、“会战大庆油田”而带来辉煌，引发中国人口大幅入迁的独特地标，正在随着其工业萎缩、经济减速，悄然发生一场不易察觉的大规模人口外流。在北京、天津、山东、甚至最远端的海南等地，大量的东北人悄无声息地落地。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由于经济转型而带给东北乃至中国的深刻改变。
彷徨
常曾强说自己是“纯东北人”，因为他的老家佳木斯市抚远县处于中国最东北，站在高处能看到河对岸俄罗斯人疾驰的汽车。2008年过年过后，28岁的他决定去七台河市闯一闯。在他看来，那时候七台河市的龙煤矿区正景气，矿工收入高，消费环境好。于是，他在离桃山矿区10分钟公交车程的地方开了一家烧烤店。
那是一个半地下的店面，70多平米，转让费3500元，房租每月600元，每半年一交。他和爱人每天中午起床后，去桃南菜市场进货。去的时候走路20多分钟，回来打三轮车，只要3元钱。买回的新鲜牛肉、生筋、羊肉、猪肉等，由两人切碎、腌制、串成串。下午4点开始营业，客人陆续上来。
常曾强的客人多数是矿区职工。每天晚上6点多，矿工们陆续下班，在热气腾腾的公共澡堂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外出寻找饭馆。那时候，矿工们聊的是人际关系，单位八卦段子。常曾强精心招呼客人，由于是刚入行，第一年只赚一万多。到了2009年和2010年，烧烤技术进步的他两年赚到20多万。这也是七台河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年，他居住的桃山区某小区从每平方2000多元，涨到了4000元左右。
变化发生在2012年。这一年开始，常曾强发现店里的客人减少，来的客人消费也少了。客人几年前的人均消费30多元，有时两位顾客能消费近百元。1元的肉串，每种烤串客人会点10串，叫10瓶或8瓶啤酒；这时候矿上效益不好，客人每种烤串只点3~5串，要3瓶单价4元的雪花或哈啤。这些矿工客人的聊天内容也变成了“不开工资怎么办”、“一块去找领导”、“找领导也没有办法”。
与此对应的是，2009年，七台河市煤、焦、电、化实现增加值108.9亿元；而2014年，全市的支柱行业持续下降，占规模以上工业化比重91%的煤、焦、电三大行业实现增加值仅54.71亿元。
今年35岁的于蒙已经在桃山矿区工作17年了，他最近在盘算下岗后的归宿。他曾在井下做一名电机车司机，负责把开采出来的岩石或原煤运往地面。煤矿的井下是结构复杂的巷道，打头的矿工先在300米深的岩层放炮、掏路、找煤层，凿出的岩石、煤炭通过小碳车推到同一水平的煤场。煤场的煤矿或岩石达到一定量后，他会开着电机车，从同一水平的地下指挥台处赶来拉煤。电机车类似于地面上的火车，有专门的轨道。每个机头拉10个车厢，每趟载重10吨。
于蒙经历了煤炭产出量的变化。1999年开始，于蒙感觉井下拉上来的岩石和原煤越来越多。如果中午12点上班，在井下睡1小时半，巷道的煤炭才能出来；后来睡半小时后，便有电话过来通知“煤仓满了”“车场的煤满了”，这时他就要爬起来干活。但是最近两三年，地面上的大煤仓煤量越来越少，现在看上去整个煤仓一片空荡荡。
作为东北最大的煤炭企业，龙煤集团这个累计负债500亿元的庞然大物，正在财政补款和自我拯救中喘息。而推动这个庞大机器得以运转的25万在职员工，截至目前仍在等待、期望或彷徨。
出走
常曾强决定走出去。
这之前他赔了近30万。2013年之后，他的烧烤店每年只赚两三万元，这与此前的每年十多万元相比，下降了超过70%。这时候他很纳闷，经验丰富了，店面还是原来的地方，人群还是这群人，但收入为什么下降这么多？经过考察，他将投资方向转到开旅店。
他的两家旅店开在七台河市最繁华的街道—霞光街。霞光街是当地夜生活最丰富的地方，约两公里长的街道两侧，分布着密集的服装店、旅店、歌厅、网吧、烧烤、夜店等商户。霞光街是整个市夜店最多的街道，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消费能力。
但好景不长，半年后常曾强再次发现，霞光街的旅店、服装店，所有的生意都不好做了。“涌入这个小城的人变少，外出的人增多，情侣住店的人也少了，旅馆渐渐入不敷出”。整个霞光街的旅馆都面临同样的困境，街上很快大门紧闭，张贴转让的告示。这些个体户慢慢认识到，这个靠煤炭养着的城市，因产业结构单一使市民消费能力波动巨大。煤炭企业的衰落，为这个城市的消费市场笼上阴影。
七台河市当时已经有很多人走出东北，到北京、上海、天津、三亚等地方发展。常曾强了解到的是，他们中很多人年收入在10万~30万元。他经过认真观察比对，发现“有些能力不如他的人”，到一、二线城市后，挣的钱反而比他多。“人家能在外面赚20万，我还在家守着两万干啥呀”。
2014年4月27日，在把霞光街旅店里的旧物、家具变卖后，他和爱人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他接触到的东北人中，大都在北京做小生意，如开饭馆、美甲、理发、开小吃店等，还有人做中介、办贷款、在超市打工。
根据七台河市政府官网上发布的数据，2009年到2014年的五年间，这个城市的人口总数，由近93万人减少至88万余人。2014年当年，全市有超过12万人迁出。人口下降趋势明显。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减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辽宁省人口流出地主要是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省人口则主要是向辽宁、北京、黑龙江流动；黑龙江省人口则主要向辽宁、北京、山东、河北、天津流动。
挣扎
2016年11月，辽宁省鞍山市鞍钢集团某工厂内一片荒凉，因为没有工程，厂内的职工被通知放假。夜晚来临，只有一个打更人，注视着寂寥的灰色厂房。
马阳（化名）是这里的一个电焊工，已经一年多未回厂上班。2015年秋天，工程队长召集队员开会，通知员工因为没有工程，不用来上班了，具体开工时间等通知。马阳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跟着一支6人的私营工程队来到内蒙古。工作单位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家屠宰场，这家屠宰场要修建冷库，马阳负责其中的电焊工作。
内蒙古的冬季飘着雪花，比东北冷，雪更厚。但马阳没有想到回鞍钢，因为他知道单位没有足够的工程让他养家糊口。单位每月提供500元左右的基本补助，显然不能满足日常生活开支，他只能出来工作。马阳所在的第三大队，像他这样出来找工作的同事占到一半。
马阳1968年出生，16岁初中毕业时，被父亲推荐到所在单位，即当时的鞍钢发电厂待业。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工程量饱满，几乎没有休息日，忙的时候要加班到晚上8点。马阳是电焊工，负责焊接工程的管道、锅炉等。当时鞍钢效益好，不断增加厂房、设备，处于扩大生产的阶段。他还记得，当年在钢厂的高炉旁焊接管道时，看到火红的铁水往外倾倒，溅崩的火花直刺人眼。
1995年前后的一天上午，他所在的工程队长召集3队的职工开会说，上面有政策，员工可以以“买断工龄”的形式脱离单位，具体办法是按照职工工龄，每年工龄补助500元左右。“买断”后，职工的医保、社保、保险、公积金等单位不再交。这样算下来，很多老职工拿着两三万元的补偿金，离开单位，自谋生路。当时全队100多人中，有10多人接受了买断。他听取父亲的意见，他没有离开单位。
10年后的2016年，整个东北面临再次振兴的前夜，马阳所在的公司再次推出“居家”政策。该政策意即不够退休年龄的职工可以提前退休，标准是“三龄五龄”，即工龄达到30年，年龄达到50岁。单位根据工资和工龄计算出一个数字，普通职工每个月能拿2000左右。这一次，马阳所在的工程队一半人都回家了，只剩余30多人。今年11月，时隔一年多马阳回到公司。等待他的或许是更不确定的未来。
分流职工的安置是东北去产能过程中的难题。今年出台的《黑龙江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中提出，在“十三五”期间，黑龙江省拟分流安置人员6.2万人，其中，龙煤集团就有5万人。按照该省的安排，龙煤集团2016年将分流安置职工2.4万人、2017年是1.1万人、2018年是1.4万人、2019年至2020年是0.08万人。
2014年8月，七台河矿业公司党委就“强化管理抑制亏损”等问题，在龙煤集团当年的上半年工作会议作经验介绍。这次会议充满紧迫感和披荆斩棘的精神。“抑制亏损、深化改革、维护稳定”成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龙煤集团董事长张升更是提出，到2017年，实现龙煤主业扭亏为盈的目标。
常曾强来北京的2014年末开始，七台河市的龙煤下属公司还在挣扎和改革。七台河矿业公司桃山矿机关干部韩祥峰率领30多名员工，外闯市场，开拓承揽了七彩城物业管理工作，被内部公开表扬。
而于蒙看到的是，2016年12月7日，桃山矿井下的巷道被填住，通风口被堵死。这意味着工人不能再下井作业。剩下的不到100名工人将井下的铁道、机器等设备运到地面，似乎这个矿将面临荒废。
原来热闹的矿区如今一片萧条，工人们脱下工作服，大都依次签署“自主创业协议”。和矿上签署3年或5年合同后，工人们将停止上班，每月领取500元的待岗工资，3年或5年后单位再给这些矿工一个说法。而另两种分流方案是签离岗合同、分配到其他单位。
于蒙的爱人选择的是最后一种。在桃山矿工作10年的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事业单位，负责森林防火工作，每月工资不足千元。
